母亲撕掉的三十页,被陆遥用透明胶带粘了回去。
那是深夜,她打着手电筒,在床上一页一页拼。撕口不整齐,有些字缺了一半,像残缺的尸体。她用透明胶带把它们粘在原位,胶带很丑,反光,像一道道伤疤。
她粘了整整三小时。粘完后,笔记本厚了一些,像做过手术的病人。那些被撕掉的页码上,赵迟遇的字迹和陆遥的字迹交错,像两个受伤的人互相搀扶。
“你粘回去了?”周一,香樟树下,赵迟遇翻着笔记本,惊讶地问。
“嗯,”陆遥说,“透明胶带。很丑,但完整了。”
赵迟遇摸着那些胶带。她的手指在”合法地在一起”那行字上停了很久。
“我妈也看见了,”她说,“班主任给她打了电话。她说,如果我再和你’过密’,就停掉我的竞赛资格。”
“过密?”
“就是,”赵迟遇说,“四米以内。”
陆遥想笑,但笑不出来。她们的世界被精确测量,像一块被切割的蛋糕。四米是允许的,三米是警告,两米是危险,一米是灾难。
“那我们现在,”陆遥说,“是几米?”
香樟树下,她们并排坐着,中间隔着一本书的距离。大约30厘米。
“0。3米,”赵迟遇说,“是非法的。”
“但这里没人。”
“没人也是非法的,”赵迟遇说,“非法的定义不取决于有没有人,取决于规则。规则说,同学之间应该保持四米。”
“谁定的规则?”
“所有人,”赵迟遇说,“班主任,家长,课本,社会。她们一起定的,没有签名,但有效。”
陆遥看着那棵香樟树。1998届的人,也许也定过规则。但树不管,树只生长。
“我想打破规则,”陆遥说。
“打破的代价是失去竞赛资格,”赵迟遇说,“对你,代价可能是文科班的推荐名额。我们都有代价。”
“那值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