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的女儿叫王小雨,二十一岁,在省城一所大学读土木工程,大三。她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图书馆看书,电话那头是工地的一个工友,声音很急,说了好几遍她才听清楚——“你爸出事了,快来。”她坐了最近的一班火车赶到这座城市,又从火车站打车到工地,一路上她什么都没想,脑子里空空的,像一台被拔了电源的电脑,屏幕亮着,但什么都没有运行。
她到工地的时候,王建国的遗体已经被拉走了。基坑旁边拉着警戒线,几个工人在旁边站着,看到她来了,都低下了头。那个给她打电话的工友走过来,嘴唇哆嗦了几下,没说出话。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王建国的手机、钱包和一串钥匙。她接过那个塑料袋,抱在怀里,站在基坑旁边,看着下面那摊已经干涸的血迹。她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那里,两只手紧紧地攥着那个塑料袋,攥得指节发白。
林清是在殡仪馆见到她的。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卫衣,头发披着,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刚失去父亲的人。她坐在殡仪馆走廊的塑料椅子上,面前放着一个纸杯,里面的水已经凉了。苏棠坐在她旁边,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她没有躲,也没有靠过去,只是坐着,像一尊雕塑。
“王小雨,我是法医林清。你父亲的遗体,我检查过了。”林清蹲下来,让自己和她平视。“有一些发现,我需要告诉你。”
她抬起头,看着林清。那双眼睛很大,很黑,眼底有一层薄薄的水光,但没有掉下来。
“他不是意外死的?”
林清沉默了一秒。
“那根钢筋,是瘦身钢筋。直径不合格,强度不够。钢丝绳也是旧的,早就磨损了。如果你父亲不指挥塔吊吊那捆钢筋,也会有别人被砸到。这是迟早会出的事。”
王小雨的眼眶红了。但她的声音还是稳的:“他是不是跟工头说过?”
“是。他手心里有一张纸条,是你写的?”
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不是涌出来的,是顺着脸颊慢慢流下来的,像两条看不见源头的溪水,安静地、持续地流着。她点了点头,说不出话。她用手背擦了一下眼泪,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翻了一会儿,递给林清。
屏幕上是一张照片。那是一封信,手写的,满满两页纸。抬头写着:“某某市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同志”。信的内容是举报工地使用瘦身钢筋、钢丝绳等耗材老化、安全措施不到位,落款是王建国的名字。
“这是我帮我爸写的。”王小雨的声音终于有了波动,“他不识字。他说,小雨,你帮我把这些事写下来,寄给上面的人。我不求别的,就求这楼别塌。楼塌了,下面埋的都是跟我一样的农民工,我们死不起。”
“这封信寄出去了吗?”
她摇了摇头。“没有。我爸说先不寄,他再跟工头说说,也许说了就能改。他不想得罪人。他在这行干了二十多年,认识的人都在这个圈子里。得罪了工头,他就没活干了。没活干,他就没法供我上学了。”
她低下头,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那个纸杯里,水从杯口溢出来,流到椅子扶手上。林清把那张纸条——她写给父亲的那张——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一眼,把纸条贴在胸口,终于哭出了声。那哭声不大,像风穿过一片很密的树林,呜呜的,带着一种空旷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