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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将相离奇结局 伍子胥复仇之谜（第3页）

伍子胥多次向夫差谏言，一再强调越王勾践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力主吴国应当杀掉勾践、灭掉越国，摘除心腹之患，然后才能挥师北上，争霸中原。而伯嚭收受了越王勾践的贿赂，极力鼓动夫差与越国结盟罢兵，以便将主力投入北伐，尽早称霸天下，这也可以让越国获得喘息之机。

夫差最终站在伯嚭这边，仅对勾践进行奴役式的惩罚，而留给他一条命，也没有灭掉他的国，这给了勾践后来卧薪尝胆翻盘的机会。伍子胥对夫差发出警告，说天要灭越国，如果吴国不接受，一定会反遭其殃。而夫差已经开始用兵于北方，并被短暂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大约十年后，伍子胥在吴国抵达武力巅峰的时候，却已预见了吴国的败亡。

尽管先秦的儒家一再劝告，忠君要有度，君王不听劝谏，可以选择离开。可是，也许伍子胥血液里流淌着家族忠谏的基因，也许他对自己的地位和现状仍有所留恋，他并未像年轻时离开楚国一样选择离开吴国。他采取的最决绝的做法，是在自己出使齐国时将儿子留在齐国避祸，自己还是返回了吴国。伯嚭则立马抓住他是一个“裸官”的把柄，再次向夫差进谗言。

夫差彻底被触怒，当场以属镂之剑赐死伍子胥。伍子胥自杀前留下遗言：把我的头颅挂在城头吧，我会看到越国灭亡吴国的。夫差听说了伍子胥的遗言，更加愤怒，命人以鸱夷革裹其尸浮于江，一代忠魂就此长眠于烟波浩渺中。

在伍子胥临死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一个时刻让他感觉到吊诡的恍惚？在那一个时刻，父亲的命运在他身上重演了一遍：那一刻，吴王夫差就是当年的楚平王，伯嚭就是当年的费无忌，而他，伍子胥则是当年自己的父亲伍奢。一模一样的悲剧，在两代人身上进行了复制。

数百年后，司马迁在给伍子胥作传的时候，肯定意识到了悲剧的循环。《史记·伍子胥列传》的整个叙述，就是被奸臣陷害—隐忍复仇—再被奸臣所害的故事循环。在司马迁的悲情叙述中，隐含着一个深刻的社会学原理，那就是：在相同的文化生态中，同样的人和事总会不断地被复制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的时间线是圆形的。整个春秋时代，多少乱世豪杰陷于诸侯争霸的漩涡而无法脱身，真正功成告退、平安着陆的人，或许只有范蠡一人。这使得范蠡成为中国人梦寐以求却极难复制的理想人格镜像。而伍子胥，则是更具普遍性的悲剧人格原型，在当时和以后的历史中，不断地被复制。历史上的英雄，几乎都难逃伍子胥式的宿命。

5

大约两百年后，楚国的屈原将伍子胥当作自己的镜像，从中照见了自己的命运。

屈原多次在他的楚辞中歌颂伍子胥，对他的悲惨结局感到痛心：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忠臣和贤人不一定会受到重用，可能还会死得很惨，就像伍子胥受谗言而死，比干被剁成肉酱而死；

“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吴王夫差听信谗言，昏庸啊，等到伍子胥死后，才知道后悔，来不及了；

“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我屈原真想以伍子胥为榜样，追随他而去（后来屈原真的投水自尽，随伍子胥而去了）；

……

屈原为什么要歌颂伍子胥呢？他肯定从伍子胥“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历史遭遇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为伍子胥鸣不平，何尝不是以伍子胥自况，曲折地倾诉他为国竭忠却两次遭楚怀王流放荒野之地的悲愤之情，以及对楚国前途的悲观之情。

我在这里专门引述屈原表彰伍子胥的诗句，除了表达历史悲剧在英雄人物身上的循环发生之外，还想借此阐述一个历史常识：先秦时期，到底存不存在爱国观念？

现代人容易用后起的观念去套用早先的历史情境，甚至去苛求过往的历史人物。在伍子胥的身上，他在现代就背负起“卖国贼”的骂名——一个楚国人，为了报私仇，投靠外国，不惜引入外国军队，还差点灭了自己的祖国，这不是典型的叛徒和卖国贼吗？

然而，任何脱离时代背景对历史人物的批判，都是不合理的。

屈原在现代被当作伟大的爱国者，但他在诗句里不止一次地对伍子胥表达尊敬、同情和爱慕。如果先秦存在爱国观念的话，屈原还会如此炽热地歌颂一个楚国的叛徒吗？

申包胥在现代同样被当作伟大的复国者和爱国者，但他对伍子胥颠覆楚国的复仇决心，不仅没有劝阻，还表达了加油鼓劲的态度；即便后来伍子胥的计划成真，成为吴国攻陷楚国的带路党，申包胥也没有骂他是卖国贼，只是对他鞭尸楚平王的残暴举动表示斥责。如果先秦存在爱国观念的话，申包胥还会鼓励一个楚国的叛徒吗？

事实上，爱国观念是一个很晚近的概念。用它来评判先秦的历史人物，显然是不适用的。屈原、申包胥的所作所为，在今人看来是爱国的，其实他们不过是忠君罢了。而伍子胥的所作所为，在今人看来是叛国的，其实也不过是不忠于楚国的君王而已。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没有祖国的时代。当时的士人阶层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抱负，在各诸侯国之间游走，采用游说的方式使国君采纳其政治主张。范蠡、文种是楚国人，却为越国所用。李斯、商鞅，一个是楚国人，一个是卫国人，却都为秦国所用。类似现象十分常见，当时称为“楚材晋用”，并不带有任何道德评判色彩。

当时人信奉的两大观念，一是孝，二是忠。孝体现在“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也是伍子胥复仇故事被广泛称颂的社会观念基础。而忠，并不一定要像帝制时代那么愚忠，先秦儒家推崇的是君臣之间的平等关系，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当时的社会主张，君王如果德行有亏，或者屡劝不听，臣子可以离去，另择明君。这与帝制时代臣子必须对皇帝从一而终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

当孝与忠发生冲突的时候，后来的帝制时代主张“移孝作忠”，忠大于孝，但先秦时代恰好相反，是孝大于忠。按当时的说法，叫“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可以为了父亲断绝君臣关系，但不能为了君王断绝父子关系。

在这种观念背景下，伍子胥向楚平王的复仇，天经地义，无懈可击。这是他至孝的一面。他后来死谏吴王夫差，则是他死忠的另一面。虽然死忠不像后世那么受统治阶层追捧，荀子甚至称这种死忠为“下忠”，但当时人对此总体抱持同情、尊敬的态度。任何时候，愿意以生命去坚守自己信仰的东西，总会让人同情和尊敬，这在古今并无差别。伍子胥对吴王，申包胥、屈原对楚王，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死忠的体现。

由此可以看出，伍子胥之所以被当成至忠至孝的典范，是因为他的复仇和忠谏都具有时代正义性。而当帝制时代开始向臣民灌输愚忠的观念以后，伍子胥就逐渐受到了一些历史盲的苛责：他背叛楚王是为不忠，不能随父而死是为不孝。

每当听到这些苛责之声，我就在想，我们信奉时代总是在进步，但人的观念，真的也会一直进步吗？是否会受到思想的禁锢，反而出现倒退呢？

反正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帝制君臣观念已开始被重建，但司马迁显然更怀念和向往四百年前，伍子胥生活的那个快意恩仇的时代。他在给伍子胥写完传记后，忍不住赞赏伍子胥是一个“烈丈夫”，是一个“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的大英雄。

而千百年来，民间对伍子胥复仇故事不厌其烦地反复传述，不也正是他们对昏君暴君不满却无法报复的一种心理补偿吗？

英雄的历史悲剧总在循环发生，而击碎这种循环的时代观念，早已老去，只存在于故事之中。这或许才是最让人悲哀的地方，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