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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将相离奇结局 伍子胥复仇之谜（第2页）

意思是说，伍子胥被守关的负责人抓住了，想拿他去楚平王那里领赏。伍子胥反问守关人，你知道楚王为什么要抓我吗？因为我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但我已经把这颗宝珠弄丢了，到时我只能在楚王面前说，是你夺了我的宝珠并吞到肚子里去了。那个时候没有B超、X光什么的，守关人一听就怕了，赶紧把伍子胥放掉。

司马迁《史记》则重点讲述伍子胥被守关人追捕，跑到江边，恰好有一位渔翁划船而来，渡他过江。伍子胥十分感激，解下佩剑赠给渔翁，作为报答。渔翁拒绝了，说：楚王的悬赏令规定，抓到伍子胥的人封爵，并赐米五万石，这些都不入我眼，我又怎么会要你的宝剑呢？

正如法家重在突显伍子胥的谋略，司马迁则重在强调世道人心，在《史记》中，不乏渔翁、屠夫、耕夫这些无名的世外高人，他们地位卑微，与世无争，但品格高洁，总在关键时刻代表正义出手，帮助苦主。

到了东汉时期，当时流行的杂史，进一步附会出新的情节，说伍子胥渡江后特别叮嘱渔翁，不要泄露出去。当伍子胥因为不放心而回头再看时，渔翁已凿船自沉江中。一个逃亡者的猜忌和一个隐世者的高洁，在这个离奇的细节中得到最大的强化。但这已跟真实的历史完全无关。

还有，今天人们熟悉的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则是到了元代才编出来的。真实性更加不值一驳。

根据司马迁的叙述，过昭关后，伍子胥生病，中途依靠乞食为生。但我们不难发现，在《史记》中，除了伍子胥，百里奚、重耳、韩信等人都曾沦为乞食者。这可能又是历史叙述的一个偏好：将失志的牛人推入山穷水尽的境地，让他沦为一无所有的乞丐，其实是为他最终超越困境、成就大业做好了铺垫而已。这就跟现在的闯关游戏设置一样，闯关难度越大，胜利的意义和快感也就越大。

总之，在《左传》的“员如吴”三个字背后，历代史学家和小说家推演出了伍子胥逃亡和闯关的许多传奇故事，只有这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才能促成一个悲剧人物去完成他的复仇大业。因为，在正统的观念中，任何结局的成功，都不是随意得来的，中间必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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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的诸侯形势分析，伍子胥历经千辛万苦也要逃往吴国，是有道理的。

在春秋中前期，主要是晋楚争霸，能威胁震慑楚国的，除了晋国就没有了。当时的楚国逃亡者，一般会先跑到中立国宋国、郑国，然后到晋国，从晋国寻求复仇本国的机会。流传到现在的成语“楚材晋用”，反映的就是楚国君臣矛盾，使人才出逃到晋国，并为晋国所用的史实。

但到了伍子胥生活的春秋后期，晋国大族横行，内乱不止，已经无心与楚国争霸了。来自楚国的逃亡者，如果背负复仇使命，依靠晋国攻打楚国来报仇，就显得不现实了。他们只能继续寻找有能力、有雄心抗衡楚国的国家，这就是新崛起的吴国。无论是伍子胥，还是与伍子胥有相同遭遇、父亲同样被楚国所杀的逃亡者伯嚭，都因此选择了奔吴。

但，伍子胥入吴国乞兵伐楚的计划并不顺利。

虽然吴楚两国为世仇，常年在边境打仗，但当伍子胥向吴王僚献策一举攻破楚国时，公子光却站出来阻止吴王僚，挑明说，伍子胥不过是想替自己复仇而已，“不可从”。

这是一场读心术的较量。公子光看出伍子胥仅为了个人复仇考虑，不为吴国社稷考虑。而伍子胥从公子光的阻挠，则看出他有异志，不想让吴王僚独占破楚之功。

伍子胥决定退而求其次，向公子光推荐了一个名叫专诸的刺客，自己则隐退到乡下种田去了。

伍奢当年说自己这个儿子性格刚戾，但能隐忍，确实是知子莫若父。在复仇计划受阻之后，伍子胥选择了放慢步伐，用时间去赌公子光能上位成为新一代吴王，再利用其建功立业、巩固权威的需求，游说其攻破楚国。而这注定是漫长的等待。

五年后，伍子胥介绍给公子光的专诸，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一上位，他果然把伍子胥从山野之间召回来，任命为“行人”之官，参与国家大政。

又过了九年，吴王阖闾灭楚称霸的欲望，已经比伍子胥灭楚复仇的欲望强烈得多。伍子胥遂向阖闾献策，以三支军队分别骚扰的疲楚之策，拉开了大举进攻楚国的序幕。

公元前506年，春秋后期的一场经典战役——柏举之战，3万吴国军队深入楚国境内，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境内）击溃了楚国20万主力。吴国军队随后攻入了楚国都城——郢都。

这一刻，伍子胥已经等了十五六年。但当时，他的复仇对象楚平王已经死去十年，在位的是楚平王与秦国女子的儿子楚昭王。郢都陷落，楚昭王逃入山中。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十多年间一直胸怀血海深仇的伍子胥，四处搜寻不到楚昭王，怒气仍无法发泄，遂掘开楚平王的墓，进行鞭尸。但《史记》在另一处则记载，伍子胥仅对楚平王之墓进行鞭挞。

究竟是“鞭尸”还是“挞墓”，已无定论。但伍子胥这一带有极端侮辱性质的举动，已经严重挑战了当时的社会伦理。伍子胥当年的好友申包胥，听到消息后派人传话，怒斥伍子胥：“你这样复仇，未免太过分了！已经不讲天理到极点了！”

伍子胥则对来人说：“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替我向申包胥致歉吧，就说我因为年事已高，而报仇心切，就像眼看要日落西山，却仍路途遥遥，所以才做出这种倒行逆施的事情来。

但这也符合伍子胥刚戾极端的性格，复仇，他就一定要狠狠地泄愤。

当初，伍子胥逃亡楚国之前，跟申包胥说：他（楚平王）杀了我父兄，我一定要灭了他的楚国。据《左传》记载，申包胥“勉之”，尊重伍子胥的决定，让他加油。但申包胥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你能灭楚，我也能兴楚。两人一个复仇，一个忠君，都是合理的诉求，没有对错，所以互道珍重。

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申包胥在郢都沦陷后，跑到秦国搬救兵，据说在秦宫哭了七天七夜，终于感动了秦哀公。秦国出兵救援楚国，迫使吴国撤军回国。

伍子胥的复仇故事，至此以差点灭了楚国而告终。而当年的一对好朋友，各自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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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申包胥做了楚国的忠臣，而伍子胥最终做了吴国的忠臣。

在伍子胥完成复仇大业之后，他并没有功成退隐，而是继续服务吴王阖闾，成为吴国的重要智囊。阖闾在世时，伍子胥颇受重用，帮助吴国奠定霸业之基。史载，“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但在阖闾死后，伍子胥在继位的吴王夫差那里，关系日渐疏远。当年与他同病相怜的复仇者伯嚭，开始取代伍子胥，成为吴王夫差最信任的重臣。

针对吴国的对外战略，是北伐还是南征，伍子胥与伯嚭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是在公元前494年吴越会战之后，吴国军队打得越王勾践率领残部退守会稽山，越国濒临亡国。伍子胥与伯嚭的战略分歧，达到了空前严重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