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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承父兄之业的东吴之主孙权（第3页）

久之，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吕）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顾）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

《三国志·吴书·潘濬传》也记载：

时校事吕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顾雍、左将军朱据等，皆见禁止。

吕壹等人其实只是孙权用以压敛臣权的政治“黑手套”。他在晚年启用这些酷吏，完全是为了打压公卿大夫而扩张吴室皇权。像魏国内部陈矫竟敢据理抗君、孙礼竟敢违旨行义等现象，孙权是决不容忍类似情况出现在自己吴廷之上的。但酷吏们“擿抉细微、吹毛求疵、重案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摘自《三国志·吴书·步骘传》）等劣行也进一步恶化了孙吴的君臣关系，造成政局动**，容易引发内讧外患。

宽于武将而苛于文臣

孙权在对待文臣与武将两个群体时，所采用的手法是迥然不同的。他对武将较为偏重，故而对他们的违法乱纪之举多有宽纵，甚至是不闻不问。《三国志·吴书·朱桓传》记载：

（全）琮以军出无获，议欲部分诸将，有所掩袭。（朱）桓素气高，耻见部伍，乃往见琮，问行意，感激发怒，与琮校计。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综为督，综意以为宜尔。”桓愈恚恨，还乃使人呼综。综至军门，桓出迎之，顾谓左右曰：“我纵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语综使还。桓出，不见综，知左右所为，因斫杀之。桓佐军进谏，刺杀佐军，遂托狂发，诣建业治病。权惜其功能，故不罪。

《三国志·吴书·吕范传》记载：

（吕范）其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孙）权悦其忠，不怪其侈。

《三国志·吴书·潘璋传》写道：

（潘璋）性奢泰，末年弥甚，服物僭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数不奉法，监司举奏，权惜其功而辄原不问。

但对待文臣儒官，孙权往往则是执法从严、毫不手软。例如《三国志·吴书·张温传》记载：

（孙）权既阴衔（张）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暨艳事起，遂因此发举。

实际上，张温一介文吏，无兵无权，仅有虚名在外，又无违法犯罪之迹，孙权却以“莫须有”之罪名加之，实属滥权。《三国志·吴书·陆绩传》又写：

孙权统事，辟（陆绩）为奏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

孙权只因怕了陆绩“直道而行”，就把他远放郁林郡，可见他的容人之量终是不广。《三国志·吴书·虞翻传》又写道：

（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孙）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醉徒之语，确无分寸，但也不必太过较真。然而孙权却抓住这些醉言醉语，将虞翻流放外地，难逃“严苛”之名。

他宽纵武将，后来造成各地“私家军”泛滥，而令皇权难有依托；他苛待文臣，后来酿成“两宫夺嫡之争”与“三大士族俱废”等恶性事件，使名士大夫与吴廷离心离德，终至皇权孤立而溃。

蔽于私爱而暗于大体

晚年的孙权很少有壮年之际的冷静与清醒，时常被自己的私欲蒙蔽了头脑。他的长女孙鲁班，人称“全公主”，腹有权谋而居心不正，因与太子孙和及其母王夫人有隙，遂“欲废太子、立鲁王（孙霸）”。像她这样怀有私怨而介入立嗣之争的人，除了坏事、添乱、火上浇油，又有何用？孙权稍为理性一些，本应该是对她拒而远之，不留给她任何兴风作浪的机会。可是，孙权却溺于私爱，因孙鲁班为自己的“掌上明珠”，遂丝毫不加节制，对她言听计从，受谗而枉害太子孙和，动摇国本，酿成“两宫夺嫡之祸”。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记载了孙鲁班谗害孙和母子的全部过程。

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孙鲁班）有隙。（孙）权尝寝疾，（孙）和祠祭于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于废黜。

在这期间，孙权不加核实便轻信了孙鲁班的所有谗言，可谓昏聩已甚。

同时，在他身边，执掌机密要务的吴国中书令孙弘亦是一个“佞伪险诐”（摘自《三国志·吴书·张休传》）之徒，在“两宫夺嫡之争”中先后谗害了东宫派张休、朱据等大臣；在接受孙权遗诏辅政之后，他又想除掉同为辅臣的诸葛恪而专权独裁。孙权晚年竟与此等奸徒为伍，不疑不弃，反倒信任有加，又如何不会种下无穷后患？

重于流寓而轻于本土

自开国以来，孙吴政权本有三大支柱：一是宗亲派武将集团，以孙静、孙贲、孙辅等及其子孙为主干；二是外来流寓派士族集团，以周瑜、张昭、诸葛瑾父子、吕据父子等为主干；三是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以陆逊、顾雍、朱据、张温等四大士族为主干。

在孙权掌权的早期，外来流寓派士族集团是他的政治后盾，所以才有“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的说法。到了中晚期，孙权大力推行“吴室政权江东化”的方略，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渐渐成了他的权力支柱。这时候，“内事不决问顾雍、外事不决问陆逊”成为他的政治常态。

直至孙吴赤乌年间，孙权有鉴于曹魏政权被中原名门世族集团“喧宾夺主”的现实状况，唯恐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也会坐成大势，于是刻意挑起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两宫夺嫡之争”，将“陆、顾、朱”三大士族卷了进来，然后借宗亲派、外戚派（指孙鲁班和她背后的步氏家族、全氏家族）等两大势力集团之手狠狠予以打击，逼死陆逊、流放顾谭兄弟、赐死朱据，使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元气大伤，从而导致吴廷的权力格局严重失衡。

孙权原来很武断地认为：外来流寓派士族集团根基单薄，易于操控，所以要重点扶持；江东本土派士族集团根深叶茂，难以制约，所以要重点防范。但他没料到自己刻意压下江东本土派集团，又强行推举外来流寓派集团登上历史前台的中央大位，却终是难以制衡以孙峻、孙（左纟右林）堂兄弟为首的宗亲派集团侵吞皇权，并导致少帝孙亮被无过而废的恶性事件发生。他“重流寓而轻本土”，令吴室的权力根基“本末倒置”，一直内乱频频、难得安定，祸莫大焉！

历史上任何一位英主明君，无论是秦皇汉武也罢，还是唐宗宋祖也好，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孙权亦不例外。在早年，他曾是“仁而多断”的明君；然而到了晚年，他却成了“苛而多猜”的昏君。在早年，他曾是“好侠养士”的英主；然而到了晚年，他却成了“好杀嫉士”的庸主。这是令人非常惋惜的。

不过，他用人立国，既有“四大长处”，又有“四大弊病”，可算是为后人提供了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永远值得后人借而鉴之以扬长避短、励精图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