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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承父兄之业的东吴之主孙权（第2页）

例如《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引用《江表传》记载：

初，（孙）权谓（吕）蒙及蒋钦：“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

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

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潘眉注曰：是时谢承《后汉书》尚未成，吴主所谓“三史”指《史记》《汉书》及《东观记》也）、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事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指曹操）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

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上代周瑜，过蒙言议，常欲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

在三国君主之中，亲自教导臣下阅书开智者，孙权可谓第一人。而且，他不单是在卿士大夫的个体化培养上痛下功夫，对江东本土化士族的群体化栽培也是不遗余力。《世说新语》里写道：

吴四姓旧目有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

“张、朱、陆、顾”四大士族都是吴郡人氏，都是孙权的同乡，对稳固孙氏基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这四大士族与中原名门世族自有其深远渊源不同，基本上都是孙权以皇权一手拱托而起的：

顾氏一族以顾雍为首，只有其曾祖父顾奉一人当过汉朝颍川郡太守，他的家族是在易汉入吴之后才兴盛起来的；

张氏一族以张温为首，其祖上未有高高厚名，从他的父亲张允担任孙权幕府的东曹掾起，他的家族才在仕途上崭露头角；

陆氏一族以陆逊为首，其祖陆纡曾任汉朝城门校尉，其父陆骏曾任九江县都尉，发迹得比其他三大士族较早较好一些，但他的家族后来达到“一门出二相、五侯、十余位将军”的鼎盛状态也是在易汉入吴后实现的；

朱氏一族以朱桓、朱据为首，其祖上更是寂寂无闻，他们完全是凭借部曲武力追随孙权南征北战而以军功发家旺族的。

由此可见，这江东本土四大士族先前休说“四世三公”，就连中原名门世族“三世二千石”的基本标准也未达到。他们的勃然而兴，均由孙权全力促成，授任陆逊、顾雍为丞相之荣，又提拔张温为选曹尚书，放手使用朱桓、朱据为方面大将，并带动他们的子弟嫡亲大面积地入仕吴室。这才使四大士族形成了吴国政权的四大支柱。

并且，他们在迅猛发展的过程中，还自觉地塑造出了“文”“武”“忠”“厚”的独特门风，令吴主“取文则用张、举武而用朱、纳贤则用陆、行厚则用顾”，深度影响了吴廷人事选任之导向。

吴国若能一直以此四大士族为根底而拱卫皇权，岂非与东汉一朝相媲美乎？

可惜，后来张氏一族因卷入“暨艳一案”被废，剩下的“陆、顾、朱”三大士族又遭“两宫夺嫡”之祸而牵连受挫，使得江东元气大伤。但也亏了陆氏一门后续有陆凯、陆抗等匡济时艰，与孙吴国运相始终：直至陆抗死后，司马氏才能乘隙灭吴。这亦可以归功于孙权生前孜孜不倦的育才培基之举。

奖赏激励，以“实”为本

孙权对有功有为的臣下通常是不吝赏赐、毫无迟滞的。他素不以虚荣而鄙人，专以实惠而服人。

例如《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记载：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将关羽围樊、襄阳，（全）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孙）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及禽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于是封阳华亭侯。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又记载：

（陆）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曹）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两，军资器械略尽。休还，疽发背死。诸军振旅过武昌，（孙）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入出殿门，凡所赐逊，皆御物上珍，于时莫与为比。

在吕蒙袭取荆州之后，《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写道：

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蒙固辞金钱，（孙）权不许。封爵未下，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

以（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蒙固辞金钱，（孙）权不许。封爵未下，会蒙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时有针加，权为之惨慽，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后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年四十二，遂卒于内殿。时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试想，若遇到这样一位奖励十分到位、体贴细致入微的伯乐型领导，谁会不尽心竭力为之效忠呢？

综上所述，孙吴政权在三国鼎立中能够始终屹立不倒，继曹魏、蜀汉之后直至最终一个被灭国，完全在于孙权以各种手法“用贤任能、各尽所长、各得其所”，将“人和”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这才撑起了江东顶上的这一片天空！

但是，随着晚年他对身后之事焦虑愈多，他的用人行事变得愈发烦苛，对臣下的猜疑防制也愈加严重，终于酿成“两宫夺嫡之争”和“三大士族俱废”之大错，为孙吴政权亲手埋下了种种隐患。

总结起来，他在晚年的用人方略上存在着“四大弊病”。

信用酷吏而压敛臣权

孙权在开基建吴之后，一时自以为外无大敌、内政平和，遂开始着意贪求强势皇权，对臣下的职权多方侵蚀。

他仿效曹操，大张申、韩法家之术，设置“校事府”，提拔各类酷吏，对臣下百般牵制。《三国志·吴书·顾雍传》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