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遥在上海找过香樟树。
她去过公园,去过校园角落,去过街道两旁。上海有梧桐,有银杏,有雪松,但香樟树很少。即使有,也不是她们的那一棵。没有1998届的刻字,没有石凳,没有0。618的坐标。
她在日记里写:“上海没有香樟树。或者说,上海有香樟树,但没有我们的香樟树。树是普通的,记忆是特定的。特定的记忆需要特定的树来承载。”
她开始习惯一个人吃饭。食堂的桌子是四人长桌,她坐在角落,像高中时的白菜豆腐角落。但对面没有人,没有课本墙,没有密码。
她有时会买黄桃罐头。超市里的罐头,生产日期新鲜,保质期两年。她买回去,放在桌上,看着它,不吃。室友问:“你不吃吗?”
“不吃,”她说,“这是容器。”
“容器?”
“装东西的。”
室友不懂,但不再问。
陆遥的数学在文科生里算好的,但她不再做题。她不再需要数学来连接某个人,数学变成了纯粹的科目,像历史,像政治,像任何与她无关的东西。
她开始学摄影。相机是父亲送的生日礼物,入门级单反。她拍上海的梧桐,拍苏州河的倒影,拍凌晨四点的街道。她拍了很多,但没有一张是香樟树。
“你为什么不拍人?”摄影课老师问。
“人太复杂,”陆遥说,“树简单。”
“但新闻摄影需要人。没有人,没有故事。”
陆遥想了想,说:“我可以拍人的背影吗?”
“可以,但背影没有表情。”
“背影有距离,”陆遥说,“距离是另一种表情。”
她开始拍背影。食堂里学生的背影,图书馆里读者的背影,街道上行人的背影。她拍了很多背影,但没有一张是赵迟遇的。
赵迟遇的背影,在她心里,比任何照片都清晰。深蓝色发绳,马尾辫,瘦削的肩膀,走路时每一步1。46秒。她不需要拍,因为她已经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