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卑微地生活
一
自从那天晚上之后,曹岳家的空气就像被冻住了一样。
不是那种安静祥和的宁静,而是一种压抑的、随时可能爆炸的死寂。像是一根绷得太紧的弦,你看着它,总觉得下一秒就会断掉,但它偏偏不断,就那么一直绷着,绷得人心慌。
曹岳对刘建国的态度,从冷淡变成了嫌弃,从嫌弃变成了厌烦,从厌烦变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懒得再多说一个字的疲倦。
以前她还会骂他,骂他没能耐、没本事、不是个男人。现在她连骂都懒得骂了。
骂有用吗?骂了十几年了,把他骂得越来越沉默,把自己的日子骂得越来越糟糕。骂除了让自己更生气、让他更窝囊之外,没有任何作用。
但她也没办法对他好。
不是不想,是做不到。
每次看到他,她就会想起那间小平房——那间她从来没有住过、却支撑了她十几年希望的平房。那间房早就没有了,十几年前就没有了。她所有的等待、所有的忍耐、所有的“再熬一熬,等拆迁就好了”,全都是建立在谎言上的。
这种被欺骗的感觉,像一根生了锈的钉子,钉在她的心里,拔不出来,也锈死在里面了。
刘建国知道曹岳恨他。
他不怪她。他甚至觉得她应该更恨他一些。
他每天小心翼翼地活着,像一只惊弓之鸟,时刻观察着曹岳的脸色。她皱眉了,他就想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她叹气了,他就想是不是自己又让她失望了;她不说话了,他就想是不是自己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他在这个家里,活得像个贼——不是偷东西的贼,而是一个欠了债还不清的贼,他知道自己理亏,所以不敢大声说话,不敢有自己的意见,不敢做任何可能惹她不高兴的事。
每天早上,曹岳还在睡觉的时候,刘建国就轻手轻脚地起来了。
他先把客厅收拾一遍——茶几上的东西摆整齐,沙发上的靠垫拍松,地板扫干净。然后去厨房做早饭。小米粥、煮鸡蛋、凉拌黄瓜,偶尔蒸个鸡蛋羹,或者煎两个荷包蛋。他把早饭做好,摆在餐桌上,碗筷摆好,然后去敲卧室的门。
“曹岳,饭好了。”
声音不大,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性的温柔,像是怕声音大了会惹她不高兴,又怕声音小了叫她听不见。
曹岳从卧室出来的时候,通常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头发乱着,脸没洗,牙没刷。她坐到餐桌前,拿起筷子,开始吃饭。
不说话。
刘建国坐在她对面,也吃饭,也不说话。
一顿饭下来,两个人可能一个字都不说。
吃完饭,曹岳去换衣服、梳洗。刘建国收拾碗筷、洗碗、擦灶台。他洗碗洗得很仔细,每一个碗都要里里外外洗两遍,然后用干布擦干,整整齐齐地码在碗柜里。以前他不这样的,以前他洗碗总是马马虎虎的,有时候碗上还挂着洗洁精的泡沫就放进柜子里了,曹岳因为这个骂过他好多次。现在他改了,改得很彻底。
但他改得再彻底,曹岳也不会夸他。
因为她心里想的是——你现在做这些,有什么用?碗洗得再干净,能把那间房子洗回来吗?地拖得再亮,能把十几年被骗的时光拖回来吗?
曹岳上班之后,刘建国一个人在家,有时候会坐在沙发上发呆,一坐就是一个上午。他不是不想出去找点事做,而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他的工作太清闲了——他在一个单位里做夜间值班员,就是那种“夜里到医院去睡觉”的活。
说是“值班”,其实就是去睡一觉。他工作的那个地方是一家单位的医务室,晚上需要有人守着,以防有什么突发情况。但实际情况是,大半年都不会有一次突发情况。他每天晚上九点多到那儿,换上值班服,躺在值班室的床上,看看手机,然后就睡了。
这个工作不是每天都去。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排班不固定。一个月下来,实际工作的天数加起来可能不到半个月。工资自然也不高,两千多块钱,勉强够他自己的烟钱和公交费。
刘建国曾经跟曹岳说过,他想换个工作。
“换个什么?”曹岳问。
“还没想好,就是想找个体力活,工资高一点的。”
“你倒是去找啊。”
“我在找。”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他确实在网上看了几个招聘信息,但看了之后又犹豫了——这个太远,那个太累,这个工资虽然高但要上夜班,那个时间不固定会影响接孩子。思来想去,最后还是觉得现在这个工作好,清闲,不累,虽然钱少,但够用了。
“够用了”——这三个字,是曹岳最恨的三个字。
什么叫“够用了”?一个月两千多块钱,够用什么?够抽烟?够坐公交?够给他自己买衣服?那她和孩子呢?孩子的补习班一个月就要两千,他出过一分钱吗?
但曹岳现在已经不想说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