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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漂泊记 19841985（第4页）

甘英嵘的手还捏着那张化验单，指尖微微用力，纸张发出轻微的、几不可闻的脆响。他垂下眼睛，盯着那张纸，仿佛那上面有什么难以解读的天书。他的喉结剧烈地滚动了几下，终于，极其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一句话：

“……你打算怎么办？”

没有惊喜，没有期待，甚至没有疑问。只有一句干涩的、把问题抛回来的“你打算怎么办”。

西贝的心，像是被这句话狠狠捅了一下，先是尖锐的刺痛，然后那痛感迅速弥漫开来，变成一片冰冷的麻木。她看着他，看着这个和她同床共枕多年、是她丈夫、是她孩子父亲的男人。他的脸上，只有震惊过后的茫然，和无措。没有一丝一毫，身为父亲、得知新生命降临时应有的，哪怕是复杂的喜悦。

最后一点微弱的、连她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期待，也熄灭了。

“打掉。”她听到自己的声音这么说，清晰，冰冷，没有一丝犹豫，像是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不能要。”

甘英嵘猛地抬起头，看着她。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飞快地闪过——是如释重负？是愧疚？还是别的什么？太快了，西贝看不清，也不想看清。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很轻、很慢地点了一下头，声音低哑：“……嗯。听你的。”

又是这三个字。“听你的”。把所有的责任，所有的决定，所有的道德负担，都轻轻巧巧地，推给了她。好像他只是一个无关的旁观者，只是在附和她一个早已做好的决定。

西贝忽然想笑，又觉得眼眶酸涩得厉害。她猛地站起身，动作太大，带翻了身后的凳子。凳子倒在地上，发出“哐当”一声巨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里屋传来悠悠不安的梦呓。

但她顾不上了。她盯着甘英嵘，盯着他那张平静的、甚至可以说没什么表情的脸，一股压抑了太久太久的怒火，混合着无边的委屈和绝望，猛地冲上了头顶。

“听我的？”她的声音因为极力压抑而颤抖，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冰碴子，“甘英嵘，你除了会说‘听你的’，‘你看着办’，‘随你’，你还会说什么？这是你一个人的事吗？这是我的事吗？这是你的孩子！你的！”

甘英嵘被她突如其来的爆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脸上闪过一丝狼狈和恼怒：“你……你小声点！吵醒悠悠！我不是答应你了吗？你说打掉，那就打掉，我还能说什么？”

“你答应我？你除了答应，你还能做什么？”西贝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但她没有哭出声，只是任由眼泪疯狂地流淌，声音却越来越冷，越来越尖锐，“你告诉我，这孩子生下来，谁带？悠悠的病怎么办？钱从哪里来？我妈那边怎么办？你妈那边怎么办？你告诉我啊！你除了像个闷葫芦一样杵在那里，说一句‘听你的’，你还会干什么？你为这个家，为悠悠，为将来，想过一点点吗？你除了上班，画图，回家吃饭睡觉，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我？”

她一步步逼近他，眼泪模糊了视线，但她死死地盯着他，像是要透过他那张平静的脸，看清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甘英嵘，我有时候真怀疑，我嫁的到底是个活人，还是个会喘气的木头！我累，我苦，我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在哪里？我需要有人商量，需要有人搭把手的时候，你在哪里？现在，出了这种事，你还是这样！你就不能有点自己的主意？就不能说一句‘生下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哪怕只是骗骗我，哄哄我，说一句‘别怕，有我’？你不能！你永远都是这样！一棍子打不出个闷屁！你除了会逃避，会装死，你还会什么？”

这些话，像积蓄了太久的洪水，一旦开闸，就再也收不住。她把这些年的委屈、孤独、失望、愤怒，全都倾泻了出来。她骂他冷漠，骂他自私，骂他无能，骂他是个没有心的丈夫，不配当爹的父亲。她甚至口不择言，提起了那个姓苏的女技术员，提起了他身上的香味，提起了他那些晚归的、不知去向的时间。

甘英嵘起初还试图辩解两句，声音不高，带着被冤枉的怒气：“我什么时候不管家了？工资不是我挣的？家里开销不是我出的？”

但他的辩解，在西贝狂风暴雨般的控诉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渐渐地，他不说话了。他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嘴唇紧抿成一条苍白的直线，眼神里的怒火渐渐熄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冰冷的麻木。

他就那么站着，听着，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任由西贝的言语像鞭子一样抽打在他身上。不还嘴，不反驳，甚至不再有表情。

西贝骂累了，声音嘶哑了，只剩下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泣。她扶着桌子，才能勉强站稳。屋子里只剩下她粗重的喘息和哽咽声。

甘英嵘依然沉默着。过了很久，久到西贝以为他会一直这样沉默到天荒地老，他才动了动。他弯下腰，扶起倒在地上的凳子，摆好。然后，他走到墙边，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慢慢地穿上。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仿佛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

穿好外套，他转过身，看着哭得几乎脱力的西贝。他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寒。那里面没有愤怒，没有指责，甚至没有失望，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空洞的疲惫。

“说完了？”他开口，声音平静无波，甚至没有一丝起伏，“说完了，就早点休息吧。明天……我陪你去医院。”

说完，他不再看她，径直走到躺椅那边直接躺下，躺椅熟悉的、吱呀一声响。

他再次选择了离开。用最彻底的沉默，和最轻的动作。

西贝滑坐到地上，背靠着冰冷的桌腿，把脸埋进膝盖，终于放声痛哭。可这一次，连哭声都显得那么无力，那么空洞。她知道，她又一次，用最伤人的方式，把他推得更远。而他也又一次，用他冰冷的沉默，把她冻僵在原地。

他们之间，似乎只剩下互相伤害，和永无止境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第二天，甘英嵘请了假。他果然如他所说，陪西贝去了医院。一路上，两人没有任何交流。他走在她旁边，隔着半个人的距离，像一对同路的陌生人。挂号，排队，等候，进手术室。整个过程，他始终沉默。只是在西贝脸色苍白地从手术室出来，虚弱得需要扶着墙才能站稳时，他走上前，扶住了她的胳膊。他的手臂很有力，支撑着她大部分的重量，但他的表情依然平静，眼神看着前方，没有看她。

回家的路上，他记起孙兰让他买点红糖给西贝熬红糖水。

买了红糖，到家后默默熬了红糖水，端到她床边，放在床头柜上，说了一句“趁热喝”，就转身走到书桌前继续画图纸了。

之后的几天，他负责了一日三餐，虽然只是简单的粥和面条。他包揽了所有家务，虽然依旧笨拙，碗洗得不算太干净，地拖得马马虎虎。只是他不再睡躺椅，睡回了双人床，但依旧是背对着她，占据着床铺的边缘，中间隔着楚河汉界。

他履行了一个丈夫在此时“应该”履行的一切责任，沉默地，细致地，却带着一种机械的、冰冷的、完成任务般的态度。没有一句安慰，没有一丝温存，甚至没有一个多余的眼神。他的照顾，更像是在补偿，或者说，是在完成一项不得不做的义务。

西贝躺在那里，身体是虚弱的，心里是空的。小腹一阵阵坠痛，提醒着她失去的是什么。那不仅仅是一个成形的胎儿（从医生那里得知是个男孩儿），更是她对这段婚姻，对这个男人，最后一点微弱的、关于温情和未来的幻想。

她知道，有些东西，随着那个生命一起，永远地离开了她的身体，也离开了这个家。留下的，只有更深的沟壑，更冷的沉默，和一种看不到尽头的、令人窒息的疲惫。

窗外的梧桐叶，一片片枯黄，凋零，在秋风中打着旋，无声地落下。冬天，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