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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第1页）

大巴车驶出省界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窗外的田野从枯黄变成了灰绿，广东的冬天跟湖北不一样，田里还种着东西，一行一行的，叫不出名字。阳光从车窗斜照进来，落在我的手背上。手背上的皮肤被一次性医疗手套和酒精消毒液泡得发白，指关节那里颜色却很深，像被烟熏过。

这是做□□手术的手。持针器夹着弯针，从皮缘一侧穿进去，从另一侧穿出来，手指轻轻一带，线就过去了。针距均匀，打结紧实。潘医生说，你这双手天生是干这个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看着我缝完第八台手术，针脚整整齐齐，像缝纫机踩出来的。

这双手值一万块一个月。

但这双手，在过年的那些天里，提着礼品袋，弯着腰，手心朝上，像一只被翻过来的乌龟。

我在脑海里整理这几天的事情。

初八那天跑关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土地局老孙家的门。家属院三楼，门口贴着春联，上联“春风得意马蹄疾”，下联“前程似锦步步高”，横批“万事如意”。我站在门口，手里拎着黑色的塑料袋，里面是两条中华一瓶五粮液。塑料袋拎在手里沉甸甸的，不是东西重，是送礼这件事本身就带着一种分量，压手。敲门之前我对着门上的猫眼整了整衣领。猫眼是黑的，里面什么都看不见，但我总觉得有人在看我。我对着那个黑洞洞的猫眼笑了一下。不是笑给别人看的，是笑给我自己看的。那种笑我认得。我爹在王家笑了一辈子，嘴角弯着，眼睛不弯。

开门的是老孙的老婆，围裙上沾着面粉，手里还捏着一个饺子皮。我喊“孙太太”，喊得又响又脆，像叫亲嫂子似的。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先落在我脸上，然后落在塑料袋上。让进门的时候，我从她身边侧着身子进去，肩膀收着，怕蹭着她沾了面粉的围裙。老孙坐在客厅看报纸，看见我进来，报纸折起来放在一边。我把塑料袋放在茶几边上，他没看。他的眼睛从我的脸上滑过去，像水滑过石头，没留下任何痕迹。

我喊孙局长，站着，他没让我坐。我坐了。

老孙给我倒了杯茶。我用双手接过的，杯壁烫手，我没敢松。手指头捏着杯沿，烫得发疼，我还是端着。老孙喝茶的时候眼睛看着电视机，他跟着电视小品笑，我也跟着笑。我笑的时候嘴角弯着，眼睛不弯。我爹在王家笑了一辈子，就是这种笑。他坐在桌子角上，夹一筷子菜嚼半天，有人说话他就抬起头，嘴角往上扯，眼睛看着碗。我以前觉得那种笑窝囊，现在我自己笑得一模一样。

从老孙家出来，站在楼道里。声控灯灭了。我跺了一下脚，灯亮了。灯光照在墙上，墙皮脱落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红砖。我把烫得发红的手指头贴在墙上，红砖是凉的。我在那面脱了皮的墙前面站了很久，然后拎着剩下的礼品袋下楼。楼梯间的窗户透进来光，把我的影子投在台阶上，一格一格往下挪。

接下来几天，我把这种笑用了很多次。环保局老周家，他儿子嚼着口香糖看我，我把笑递给那孩子，他没接，吹了个泡泡，啪一声破了。老周把信封塞进茶几抽屉的时候，那个泡泡破在他儿子的嘴唇上，白色的一层膜，慢慢瘪下去。我盯着那片瘪下去的泡泡糖，想起潘医生说我的针脚像缝纫机踩出来的。我在手术台上缝□□的时候，手是稳的，心是定的。针尖刺入皮缘，穿过，拉线，打结。每一个动作我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坐在老周家的沙发上，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的手也在动，递烟，点烟，端茶，放茶杯。但这些动作不属于我，它们属于那个在老孙家楼道里对着墙站了很久的人，属于那个在王家笑了一辈子的我爹。

除了跑关系，就是聚会。

KTV里三爷面前放着一杯茶，茶叶沉在杯底，水是温的。他坐在那里，一屋子人都围着他转。老郭给他递烟，瘦子给他点烟，春暖花开给他倒茶。他接过来，喝一口，放下，继续跟旁边翘着二郎腿，皮鞋擦得锃亮的关二爷说话。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支着耳朵听。关二靠在沙发背上，手指头夹着烟，偶尔点一下头，偶尔嗯一声。他坐在那里，不用说话，不用笑，不用给任何人递烟点烟。他就是坐着，那个角落就成了包厢的中心。

项昆坐在点歌台旁边，翘着腿，洛水三千冲他笑，项昆也笑了一下。他笑起来的时候牙齿很白，整整齐齐的，跟他的皮夹克和手表一样，都是新的。

我坐在角落里，对海水味道说钱的事你别管。

说这话的时候，底气是虚的。我的钱是怎么来的，我自己清楚。在东莞的民营医院里，对着那些打工仔、老板、嫖客，把人均消费从八百拉到两千。我的手指头捏着持针器，每一针缝下去都值钱。但我坐在三爷、关二爷、项昆这些人中间，那些钱就变了味道。他们的钱是从矿里挖出来的，从生意场上滚出来的，从牌桌上赢回来的。他们的钱带着一股生猛的味道，像光化特曲，五十二度，一口下去烧得胃里热辣辣的。我的钱带着消毒水味儿。是从手术室的吸引器里吸出来的，从戊二醛溶液里泡出来的，从那些躺在手术台上、两条腿分得很开的女人们的□□里流出来的。我坐在他们中间，闻着自己手上的消毒水味儿。

我跟三爷说了注资的事他立刻就答应，弹了一下烟灰，烟灰落在烟灰缸里，轻飘飘的。他不戴表，不戴金链子，不戴任何东西。但他摆手那个动作，比项昆手腕上的表、关二爷脖子上的疤、老孙家茶几上的紫砂壶，都重。

从KTV出来，我骑嘉陵回家。路灯隔老远一盏，坏了一半。嘉陵突突突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街上回响。我停下来，趴在桥栏杆上往下看。河水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我冲着那条河发愣，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我在老孙家的楼道里对着墙站了很久，在刘信贷的办公室里把信封放在塑料袋旁边，在KTV的角落里看着三爷摆手——这些时刻，我都在仰着头看别人。跟我小时候仰着头看我哥一样。他是本家人，我是外姓人。他高高在上，我只有羡慕的份。后来我去了东莞，一个月挣一万块，我以为我不仰着头了。但回到县城，坐在这帮人中间，我还是仰着头。他们的钱是生来就有的，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是跟他们姓王的、姓关的、姓项的姓氏一起传下来的。我的钱是缝□□缝出来的，一针一线缝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项昆给我介绍周曼的时候，我没拒绝。

那顿饭我喝了很多酒。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坐在周曼对面，我不知道该把手往哪儿放。她的筷子拿得很靠前，夹菜的时候手腕微微往里收，手指头又细又长。她端起酒杯的时候，小指头微微翘着，指甲上的透明甲油在灯光底下一闪一闪的。一米七几的个子。清冷的脸。她在我的世界里，属于高不可攀的那一类，跟我哥被女同学塞纸条一样，跟王昭荣家的革委会、机关单位一样，跟三爷摆手那个动作一样。高不可攀。

她仰着头看我的那一刻。她的眼睛里有那圈暖黄色的灯光，亮晶晶的。我看着她的眼睛，手不抖了。不是因为我喝多了，是因为那一刻我突然不是那个在老孙家楼道里对着墙站了很久的人。不是那个在KTV角落里看着三爷摆手的人。不是那个仰着头看我哥被女同学塞纸条的人。她在仰着头看我。模特，时尚圈的模特，比我还高的模特。她在仰着头看我。全部过程我像在完成一场等了很久的手术，病人是我自己。但我灰溜溜惊逃，屋里的灯还是亮的。

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都在找一块浮木。小时候找爹妈，大了找朋友，找女人，找钱，找地位。找到了就死死攥着，以为能把自己托起来。后来发现那些东西自己也在水里。

我坐在长途大巴上，窗外的田野从冬天的枯黄慢慢变绿。我剥了一粒大白兔奶糖塞进嘴里，甜味化开。但甜味底下压着一股味道，不是苦，是消毒水味儿。东莞的消毒水味儿，从我的手指头缝里、衣服褶子里、头发丝里渗出来，塞了满嘴。

我把手摊在膝盖上。右手食指的茧，中指第一个关节的茧，左手掌心那道白印子。这双手值一万块一个月。这双手可以在手术台上缝出整整齐齐的针脚，可以在酒桌上替项昆挡酒，可以在三爷面前把话说得滴水不漏。但这双手从来没学会关灯。

嘴里的糖化完了。我又剥了一粒。

我想起王昭荣。她穿着那件米白色的羊绒衫，手腕上戴着那只镯子，缠枝莲花纹在灯光下一明一暗。她把镯子往上撸了撸，端着热水壶弯着腰往我妈的杯子里续水。水蒸气升上来模糊了她的脸。我妈说“你是我王家的媳妇”，把红盒子按在她手心里。她捧着那个红盒子，嘴角笑出了花。她在厨房里洗一只碗，洗了很久。水龙头哗哗响。她从我身边走过去，身上有洗洁精的柠檬味儿。她的手指头凉凉的，搭在我胳膊上，这回没缩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