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四个小时五十三分钟。
芈琬选了靠窗的座位,把小宝的画夹在采访本里。窗外华北平原无边无际的灰黄色。
她在记事本上写:大地在秋天露出的底色,和男人的沉默一样坚硬。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风衣,口袋里有一个破洞。去年冬天在厨房被勾破的,她想过要缝,后来忘了。今天早上决定不缝了。
一个破洞,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精修过的照片。
旁边座位的男人一直在打电话,全是融资、对赌、估值。芈琬听着,想起宋源每天都在说这些。但她从来不明白它们背后的重量。
下午两点十七分到站。
她没有直接去酒店。上了一辆出租车。
“东四,北新桥那条胡同。”
北新桥。二十年了。
她二十岁时住过的出租屋所在的院子,整个儿被拆了,变成了一栋写字楼。她站在玻璃幕墙前,看着里面映出的自己——四十岁的女人,拖着行李箱,站在二十岁住过的地方。
二十岁的芈琬住在那间不到十五平米的出租屋里,冬天没有暖气,裹着棉被打字,手指冻得通红。一抬头,窗外飘着雪。
那些稿子,还有人记得吗?
她拿出手机,给郭芬发消息:“我到北京了。先去了一趟二十岁时住过的地方。我那时候最大的梦想是写一本能让人记住的书。现在四十了,再不写就来不及了。”
郭芬秒回:“那就写。我给你当第一个读者。”
酒店在朝阳区,离深潜科技步行不到十分钟。
郭芬帮她订的长租公寓,一室一厅,朝南。茶几上放着一束百合花和一封信。
“琬儿,欢迎上岸。花是你最喜欢的百合。房子我看了三间,选了这间,因为窗台上能放花盆——你说过你妈喜欢种花。厨房的锅碗瓢盆都备了。明天上午十点来公司,我带你见沈默。今晚好好休息,你后面三个月不会有太多睡觉的时间。”
芈琬把花插进玻璃瓶,放在窗台上。阳光透过花瓣,在墙上投下淡紫色的影子。
北京第一个呼吸。干燥的、带着暖气片金属味道的空气。
她洗了澡,换了身干净衣服。然后从行李箱夹层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旧物”。
信封里装着一封信。泛黄,邮戳日期是十一年前。
她拆开了。
是宋源写的。结婚第二年。开头是:“芈琬,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些……所以我把它们写下来。”
“……芈琬,我今天在公司被骂了。项目出了纰漏,不是我的错,但需要有人扛。我的上司选了我。他说是‘历练’,我知道不是。他在看我值不值得保。你知道被人掂量的感觉吗?像一个东西,被拿起来看看有多重。不够重就会被放下。被放下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被放下之后,再也没有人拿起来。”
信的最后一页,字迹潦草:
“芈琬,我想跟你生个孩子。不是因为我多喜欢小孩,是因为我想让一个生命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在公司我属于别人,在家里我属于爸妈,在你面前我属于‘丈夫’。我想有一个不用扮演任何角色的时候。我想有人叫我爸爸,不是因为我的职位,只是因为我是我。
这封信我不会寄出去。也许有一天我会给你看,也许不会。我不知道。”
芈琬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贴在胸口。
她忽然明白了:宋源不是没有感情,他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他的沉默不是冷漠,是失语。
一个从小说着“不许哭”“不许怕”“不许输”长大的男孩,学会了说话,但没有学会说“我害怕”“我需要你”。
她把信放在枕头底下。
不是珍藏。是提醒。
第二天上午十点,深潜科技。
芈琬穿着白衬衫、黑色西裤、平底鞋。前台的姑娘看她的眼神——不是好奇,是观察。像早已知道她要来,已经贴好标签:“空降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