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整理柜子的时候翻到的。妈把它藏在柜子最里面,压在一堆旧衣服下面。”
沈清昼把日记合上,放在膝盖上。他看着封面上那行被洇开的字——“陈婉,1989年春,南城纺织厂。”那个年代,陈姨刚二十出头,从俄罗斯来到南城,进了一家纺织厂,遇到了一个叫林远舟的男人。后来他死了,她一个人生下孩子,一个人把孩子养大,一个人躺在床上,一天一天地数日子。
他想起陈姨说过的话——“后来遇到了他爸。嫁了人,生了孩子,就不跳了。”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久到已经不会疼了。但他在日记里看到了另一种叙述——不是不疼了,是疼得太久了,疼到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像呼吸一样自然,像心跳一样不需要刻意去感受。
“你妈知道你看过了吗?”他问。
“不知道。”林野说,“我昨晚看完之后放回去了。”
沈清昼看着那个纸箱。里面除了日记,还有别的——一件婴儿的衣服,白色的,小得只能托在手心里;一张黑白照片,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单人照,穿着工装,站在一台机器前面,笑得很淡;一封信,信封上没有收件人,没有寄件人,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一行字——“远舟,你在那边好吗?我和孩子都好。”字迹和日记里的一样,但更潦草,像是写的时候手在抖。
沈清昼把那封信放回纸箱里,把日记也放回去,盖上了盖子。
“你今天要跟她谈吗?”他问。
林野摇了摇头。
“不谈。”他说,“她不想让我知道。她藏了这么多年,就是不想让我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
林野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有鸟叫了一声,又停了。久到楼下的马路上有车经过,引擎的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久到沈清昼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我不知道。”林野终于说,“我只知道,她一个人扛了这么多年。”
沈清昼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把林野的手从膝盖上拉过来,握在手心里。林野的手凉凉的,虎口有茧,指节有疤,指甲剪得很短。他握着那只手,感觉到它在微微发抖,不是冷的那种抖,是从身体里面往外冒的那种抖,像有什么东西在皮肤底下钻来钻去,找不到出口。
“林野。”他说。
林野没有看他。
“你哭吧。”
林野的睫毛颤了一下。他没有哭。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棵被风吹了很久、已经不会弯了的树。沈清昼握着他的手,没有说话,也没有松手。
过了很久,林野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低到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沈清昼。”
“嗯。”
“我有时候觉得,我这辈子欠她太多了。”
沈清昼的手指收紧了。
“你不欠她。”他说,“你从来没有欠过她。”
林野摇了摇头。
“她为了我,放弃了跳舞。她为了我,一个人在南城待了这么多年。她为了我,连我爸的名字都不敢提,怕我难过。”他的声音开始发抖,“她做了这么多,我什么都做不了。她生病了,我连医药费都凑不齐。她想吃什么东西,我买不起好的。她想出去走走,我连一辆能载她的车都没有。”
沈清昼把他拉过来,让他靠在自己肩膀上。林野的头靠过来的那一刻,沈清昼感觉到了他的重量——不是身体的重量,是另一种重量,压了很多年、从来没有放下过的重量。
“你不是什么都做不了。”沈清昼说,“你陪着她。你每天陪着她。你给她做饭,给她洗衣服,给她编绳子,给她买生日礼物。你做的这些,比她为你放弃的那些,更重。”
林野没有说话。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沈清昼感觉到有什么温热的东西滴在了自己的手背上。他没有低头去看,也没有说话。他只是坐在那里,让林野靠着他,让那些温热的东西一滴一滴地落在他的手背上。
那是沈清昼第一次看到林野哭。不是因为疼,不是因为累,是因为一个人扛了太久,终于在一个人的肩膀上,找到了一小块可以卸下重量的地方。
那天上午,他们没有出门。林野把那个纸箱重新封好,放回了柜子最里面,压在那堆旧衣服下面。他和沈清昼一起做了午饭,红烧排骨、炒青菜、蛋花汤。陈姨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桌上摆好了碗筷。
陈姨今天看起来比前几天精神一些。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外面套了一件灰色的开衫毛衣,头发编成一条辫子搭在肩膀上。她走到餐桌前坐下,看了看桌上的菜,又看了看林野和沈清昼。
“今天你们俩都这么早?”她问。
“周末。”林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