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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居官为政 忠诚体国尽职尽责2（第3页）

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劝他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曾国藩叫弟弟认真回忆湘军攻陷天京后，是如何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的。

他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和打仗的时间很长了，难免沾染上旧军队的恶习，且无昔日之生气，奏请将自己一手编练的湘军裁汰遣散。曾国藩想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曾国藩的考虑是很周到的，他在奏折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但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必将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那么会产生多方面的猜疑，既有可能给清廷以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尽忠的印象，同时也有可能被湘军许多将领奉为领袖而招致清廷猜忌。

其实，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就准备解决曾国藩的问题。因为他拥有朝廷不能调动的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是清廷的一个潜在危险，清廷的大臣们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完全按照清廷的办法去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曾国藩的地位肯定也保不住。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是挠到清朝统治者的痒处，于是清廷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的去留问题上，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这其实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曾国藩对朝廷忠心耿耿，誓死力保，没有半点不恭之处，由此取得了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他既成就了功业，又保全了身家性命，成为清廷举足轻重的人物。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对朝廷忠心耿耿，誓死力保，没有半点不恭之处，由此取得了清朝统治者的信任，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他既成就了功业，又保全了身家性命，成为清廷举足轻重的人物。

国家利益，据理力争

人的行为除了要和自己的思想一致外，更应该符合时局的要求。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正确地保护自己，发展自己。

曾国藩是清朝的重臣，由于所处的地位特殊，他不可能跟普通人一样，面对的只是日常的琐屑小事，他每天要处理的政务，常常涉及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在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曾国藩积累了自己的外交经验。他提出“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主张，这就形成了他在处理问题上既有坚持抗争的一面，又有妥协退让的另一面。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国内的农民起义运动尚未镇压下去，清朝政府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向洋人摇尾乞怜，“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不想一直受制于洋人，更不想见到自己国家的主权一直受到侵害。但如果要抵抗外同侵略者，以图富国强兵，起码要一二十年的时间。但是任务艰巨，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恐怕就没有自立自强的日子了。为了争取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之后，他特别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他想以合约的内容为限制，为自己的发展争取时间。不过他还是低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

在中国出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负责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以为小事上的不予计较可以换来暂时的相安无事，以便自己抓紧时机变强些，所以在l861年8月，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个奏疏，要求购置外国船炮，用精锐武器装备水师，并由清军将领主办此事。他特别提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控制的侵华工具。曾国藩闻知此事，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卖国求荣。他明确提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身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他认为这种引狼入室的做法万万使不得。

曾国藩经过深思熟虑，本着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上策是给洋兵发点工资，然后由阿思本带回英国，并将李泰国革职，不准他再干预中国事务。所花费的银两能追回最好，追不回也没有什么，保护主权最重要。下策是这七艘船中拨几艘给阿思本带，可以用洋兵，其余的给蔡国祥统领用华兵。在曾国藩的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肥缺，阿思本没有成为满清的水师提督，结果以曾国藩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略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在总体上“坚守条约”，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和抗拒。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法、俄等同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关条款。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的危害性特别关注。他主张改变由大臣统辖诸多省无暇顾及偏远地区的情况，由地方官员实地进行监督。

对于洋人以条约为凭恣意妄为，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传教城镇乡村，残害国人之事，曾国藩进行丁相当程度的抗争。他反复指出：“军兴以来，中国之民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蹩，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商贩之生路穷矣；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当他发现洋商违例私运盐米等违反条例规定的事情后，愤怒指责英国人，认为洋人袒护朝廷要缉拿的罪犯是违规行为，并强调此后凡于船只经过之处，“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惩”。对于洋商无理提出的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曾国藩立即照令对方“批驳不行”。随后，洋商又怂恿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种种压力，企图逼迫撤去落地税，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能“垄断独登”。因为洋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他建议总理衙门洞察其好，善筹对策。

1867年，当外国侵略者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在处理对外问题上，曾国藩始终以一个中国官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时刻为天下苍生着想，这是天经地义的职责。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

曾围藩坚信，即使朝廷勉强答应了洋人的要求，亿万百姓也会悲愤到极点从而有反叛之心的，这不是官员可以抑制的。所以，为官者要为百姓请命，即使决裂也不要害怕。自己是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并非有意挑起不和，上可对天下可对心，心中无愧，无怨无悔。

由此可以想到现实社会中，据理力争，才能保证集体的利益不受损害。与人交往时，应懂得退让宽容，该进则进，该退则退，明白个人与集体的联系与影响，学习大局意识，提升自我。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为官者要为百姓请命，即使决裂也不要害怕。自己是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并非有意挑起不和，上可对天下可对心，心中无愧，无怨无悔。曾国藩在对待洋人的问题上可谓是深谙进退之道，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退让，不妥协，为争取国家利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忠诚体国，以为天下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国家、民族、社会、自我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势，待人以诚，为国有忠是为人之根本。

曾同藩就是一个心怀天下之志的人，他在京都任职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围，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可见，他对时务的关心更甚他人。

在闲暇的时候，曾周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都已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准备下的学问，拿出来应用。他眼光长远，凡事皆有准备，所以书生带兵还能报捷绝非是幸运可以解释的。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心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他的成功，有多么地来之不易了。

曾国藩身为臣子，能恪尽职责，忠君体国，这一点可以于国家危难之际体现。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六日，咸丰皇帝即位。他继位以后的时局颇为艰难，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正在广两地区酝酿成熟，时刻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为挽回人心，渡过难关，咸丰帝颁诏求言，封章密奏。许多朝臣应诏陈青，直谏流弊，这其中就有曾国藩。他当时掌理全围庶政的六部中除了户部之外五部的侍郎，因此他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民牛疾苦与军事外交。日睹时局危急，政风颓靡，就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内容大致是推荐用才之法。督官之道。在用才上建议在官员中树立学习风气，提高自身修养；考察官员时推荐“奏折”形式以方便直谏，陈述忠言。他还对官员的腐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朝廷正值用人之际，应该设立完善的举荐制度广纳天下英才。虽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奏折评价很高，但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

曾国藩上的其余各疏，对于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等方面切要的问题，也都详细指出受病之因及治理之方，足可看出他对当时的利弊，都有全面深入地了解。他还提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加强武备的具体措施。他认为国家的忧患大致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围家可用的后备资源不足；一个是军队精干力量的匮乏。

在这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还是他在咸丰元年（1851年）四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率直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小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除此之外，曾氏的忠心还表现在他所写的家书、日记中。他写在家书罩的报国之愿大意为：我现在身居高位，想忠诚为国，为国家社稷而鞠躬尽瘁，所以不会阿谀奉承来换取皇帝的喜欢，这样做会让祖宗蒙羞的，也会辜负长辈的教诲与希望。其在平定太平大国期间，将之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置生死祸福于度外”的思想，他在家书中讲道：“天下纷纷，沅弟断不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促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

曾国藩忠诚体国除去其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责任感之外，还有其识见之原因。他对“忠”、“勤”二字的理解尤为深刻，他认为开圉创业之初，大多能人所创的丰功伟业都是顺势之举，人事的作用相对较小。到了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时候，天命和人事人致是一半对一半。若以人事和命运抗争，只能以“忠”、“勤”二字当先。乱世之中，多是虚伪奸佞的小人，只有绝对忠心的人才能克制他们。当人们越来越懒惰的时候，只有勤劳的人才能够出类拔萃。忠心的人不一定要有什么过人的才智，尽心竭力就可以了；勤劳的人也不必有过人的精神，尽力而为就可以了。这就是平凡之中最不平凡的人了。

由以上可看出，曾国藩忠诚体国，始于其志，定于其识，成于其行，贯穿于其为官之生涯中。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不计小利。国家、民族、社会、自我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所以，不做自私自利之事，不逆大局之势，待人以诚，为国有忠是为人之根本。曾国藩忠诚体国，始于其志，定于其识，成于其行，贯穿于其为官之生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