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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居官为政 忠诚体国尽职尽责2（第1页）

八、居官为政：忠诚体国，尽职尽责（2）

兴办洋务，救国救难

曾国藩原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以后演变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在当时位高权重，由传统的封建政治思想转变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对内维持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从各方面保证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成为他们倾销商品和鸦片的市场，大量农民和手工业因此破产；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和满足更加奢侈糜烂的生活需要，加重了封建剥削，阶级矛盾斗争日益尖锐。早已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终于汇成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面对日渐严重的内忧外患，一向抱有“救世”之志的曾国藩，为挽救清王朝的灭顶之灾而开始探索救国之路。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重视并引进了西方的武器，他承认“逆夷所长着，船也、炮也”。在清政府与资本主义列强相抗衡的过程中，他承认资本主义列强的力量强大，他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刀之末”。

洋务运动是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中产生的，有绞杀农民革命的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是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近代的里程碑，从这点上说，它是具有相当革命性的历史变革。洋务运动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从纸上、口头上变成行动，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结构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历史前进了一大步。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开创者。

曾国藩作为一个封疆大臣，他倡导和创办洋务，其流风余韵对晚清影响很大，他开创了洋务运动的先河，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曾氏早年潜心于程朱理学的研究，但他并不局限于理学的空谈，而倡导经世致用，也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只知安享富贵尊荣，他面对国家民族深重的危机，承袭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求富国强兵。

他曾倡言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求时第一要务”。早在1856年，他就向咸丰帝奏称“制造轮船为救时之要策”。当然，曾国藩从来都不是一个只将行动停留在口头上的“言论家”，很快，他一旦征得清政府的首肯，就立刻积极地投入创办洋务的实践活动中。

曾国藩注意到了西方国家的情况，他提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把购买外国的坚船利炮当作具有全局意义的政策。同治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用徐寿等制造轮船，接着又派容闳“前往西洋购办制器之器。”同治四年，他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厂，附设译书局。同时，曾国藩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和情况的人才。同治十一年，他和李鸿章联衔会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由买船而主张造船，由造船进而主张仿制工作母机，由仿制工作母机进而认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主张了解西方在技术领域中的某些专门理论；同时主张设立译书局，“专择有研制造之书，详细漏出”；由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和情况的人才，进而主张有意识地培养和造就。

曾国藩在办洋务活动中对资金筹集有一贯的思想，就是重视农业，坚决反对向农户摊派。

他兴办军事工业的费用，主要以军费开支，这些军费中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厘金，但从未向农民摊派过团练费用。曾国藩对于洋务资金的使用很是珍惜，他坚持铢金寸累的方式办工业，并谆谆告诫下级要爱惜各色物料，并具体提出了各色物料的管理办法。

曾国藩晚年在办洋务运动的生涯中，主要精力是放在了西学东渐、培养科技人才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他的认识也不断提高。

由于翻译西书，使曾国藩认识到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他又在江南制造局内附设了兵工学校，并推行留学教育。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曾国藩接受容闳的建议，奏请选拔幼童出国肆业。

在他的努力下，1870年中国派遣120名幼童分批赴美国留学。为了长久之计，曾国藩在美国修筑了坚固壮丽的楼房，设立了留学生事务所，此举被容闳誉为“将与中国两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曾国藩开风气之先，洋务派继续于后，继派幼童赴美留学后，又陆续向欧洲和日本派遣留学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科技人才。

在学习外国方面，曾国藩反对全盘照抄，认为“善学者自须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他学习外国的方针是根据中国的特点和需要，有针对性地学，“学其所长”的过程中一定要“去其所短”，他能开眼看世界，更能洞察外夷的长短。曾国藩办洋务运动的具体方针政策是立足于自己的动手试制，逐步提高制造能力，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创办自己的工业基础。

曾国藩开创了办洋务的先例，所办洋务虽然项门少、时间短，但意在影响他人。曾围藩在十年间不讲收获，只讲耕耘，以百折不挠的艰苦创业精神从事洋务事业，他所从事的事业不仅初见成效，而且影响深远。曾国藩所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后来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的造枪、造炮、造船的江南制造总局、该局的创办和发展为中国的军工制造业起了开拓作用和示范作用，在它的支援和推动下兴起了一批军、民用企业，构成了中国近代工业最初的基础。

曾国藩在培养人才方面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学教育之先河，他选送幼童进入美国中小学学习，冲破了封建传统旧教育的框架，是近代教育史上一项突出的改革，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这批留学生在美国接受了资产阶级新教育的熏陶，学习了近代的科学基础知识，多数人都成了我国最早的造船、铁路、矿务、电报、制造、海防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随着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的增多，逐渐形成了我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促进了我国近代社会的不断进步。

应该说，曾国藩所举办的洋务运动，其主导动机乃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他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刺激了中国近代军事、民用工业的发展和壮大，对以后向西方学习经济、科技、军事等，也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另外，洋务运动在抵抗外来军事、经济侵略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工、民用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装备军队和投向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强化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军事手段。例如1874年日本人侵台湾时，沈葆桢奉命加强台湾防务，当时“护送兵勇，转运军粮，接济粮食，均由轮船自达重洋，克期而集”，而这些轮船都是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的。1876年至l878年清廷收复新疆时，甘肃制造总局又发挥了重要作用。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天津机械局各厂“添做夜工”，枪弹日产增加一倍。金陵制造局在此期间，“蓐展兴，篝火夜作”，除供应北洋军需外，还接受广东、云南、台湾等省定制的大炮l75尊。

可见，洋务运动的展开使中国的武器装备能力乃至国防力量大为加强，这对于中国避免全盘殖民化和被肢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其中，曾国藩是功不可没的。

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

曾国藩原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以后演变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在当时位高权重，由传统的封建政治思想转变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对内维持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为国为家，心怀天下

成大事比拼的不是一两个梦想的实现，而是眼界和志向。获得一次成功不难，难的是运用长远的发展眼光一直把自己置于优势位置上，在以宏伟的志向为导向审时度势的过程中，寻找成大事的契机。对于心怀天地的人来说，每天的每一步都是一种发展。

据说，有一天晚上约11点钟，曾围藩亲自审讯李秀成后，中军向曾国藩报告：“请见大帅，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30余人忽然云集大厅。”曾国藩似乎明白了他们的来意，于是便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其弟曾国荃），中军回答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令立即召见曾围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他，他也只好抱病来见。

曾国藩听说曾国荃已到，这才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座后，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则不敢再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随员去拿纸笔，随员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最好的大红纸，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写后掷笔起身，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l4个大字，分两行上下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完此联有些惶然，众将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最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向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万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事件充分反映了在南京城破后，湘军一心拥护曾国藩为帝的一幕，可是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杀九族的危险举动，所以谁也不敢明言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来意，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大家相互之间都不点破。

曾围藩熟读儒家经典，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在关键时刻是进是退?何去何从?他看得十分清楚。他坚拒纵横家王闿运劝其称帝的事，尤能反映曾国藩的品格特征和处世风格。

王闿运是湖南湘潭人，二十几岁扦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经在于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即所谓纵横之术。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

王闿运的这种抱负随着太平军起义的爆发愈演愈烈。起义军进入湖南后，曾国藩奉清政府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闿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国藩的重视。后因为王闿运是独子而未能从军，但是他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次到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

咸丰五年（1855），王闿运劝曾国藩自立不成。咸丰十年（1860），他再入曾府，仍喋喋而谟，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但曾国藩却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点点划划。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闿运便站起窃视几上，只见上面依稀有个“妄”字。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此时的曾国藩正准备北上“剿捻”，一见王闿运到来极为高兴，但因有了前两次的“劝进”，曾国藩自然有所警惕。但王闿运这次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只是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但到后来，曾国藩还是听出了王闿运的弦外之音，还是让他做曹操!曾国藩这次倒也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自知他的帝王之术再无实现的机会，颇为沮丧，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就，王闿运对曾国藩的看法大为改变，说曾国藩再次出山已“变节为巽顺”，虽功成名就，但“避事”不敢担当。直到晚年，王闿运已经历了清亡、袁世凯复辟败亡等重大的历史事变，才对曾国藩当初不自立为帝的看法有了改变。自惭形秽，并书一联日：“花鸟总知春浩**，江山为助意纵横。”书毕，他对身边的人说：“吾不敢著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王闿运对曾国藩的霸才悔过，对曾国藩恪守名分的行为赞叹不已，这说明曾国藩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为人之道的确是精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