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飞A320的第一个夏天。
七月的一个傍晚,我从滨海飞往广州。起飞前,气象云图显示航路上有一片对流云团,强度中等,预报说可以绕飞。周机长那天休息,和我搭档的是一位姓郑的机长,四十多岁,飞了十八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起飞时,天边还有晚霞。金色的阳光洒在机翼上,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郑机长话不多,我也没怎么说话,驾驶舱里只有仪表盘上的数字在跳动,和偶尔传来的空管指令。
一个小时后,我们进入了那片云团的范围。
起初只是轻微的颠簸,像船在波浪上轻轻摇晃。郑机长联系区调,申请向左偏航十海里,绕过最强的回波区域。“可以,注意高度。”区调同意了。飞机开始转向,窗外的云层越来越厚,天色从黄昏的深蓝迅速变成墨黑。
然后,情况急转直下。
毫无预兆地,飞机猛地往下一沉——那种失重感,像是突然掉进了一个洞。我的安全带死死勒住肩膀,眼前的仪表盘跳了一下,所有没固定的东西都飘了起来。客舱里传来旅客的惊呼声,乘务员在内话里急促地报告:“机长,客舱有旅客摔倒!”
紧接着,一道闪电在窗外炸开,离我们近得可怕。那一瞬间,整个驾驶舱被照得雪亮,刺得人眼睛发痛。紧接着是雷声——不是那种闷雷,而是直接在耳边炸响的霹雳,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遭遇强对流!”郑机长一把抓住驾驶杆,从自动驾驶切换到手动,“锦晖,联系区调,申请紧急上升!我们要出去!”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飞机又被一股巨力往下压,下降率瞬间达到两千英尺每分钟。高度表上的数字飞快地跳动着:一万八、一万七、一万六……
“拉升!拉升!”飞机的自动告警系统开始尖叫。
郑机长咬着牙,把油门推到最大,拼命往后拉杆。发动机发出近乎撕裂的轰鸣声,但飞机像是被一只巨手按住,死活不肯上升。
“锦晖!看气象雷达!”他吼道。
我低头看雷达屏幕,心脏几乎停跳。屏幕上,我们的飞机被一片深红色的回波包围——那是雷暴最核心的区域,代表着最强烈的上升和下降气流。更可怕的是,在我们正前方,有一块紫色的区域,那是冰雹区的标志。
我们被困在雷暴里了。
“广州区调!广州区调!”我几乎是在喊,“滨海六幺八,我们被雷暴包围,请求立即引导脱离!请求立即引导脱离!”
无线电里传来刺耳的电流声,然后是一阵断断续续的声音:“滨海六幺八……雷……位置……无法……”
信号断了。
与此同时,飞机又遭遇了一次剧烈的颠簸。这次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一股强大的上升气流把我们猛地往上推,上升率达到每分钟五千英尺。高度表疯狂转动:一万六、一万七、一万八、一万九……
“稳住!稳住!”郑机长死死握着驾驶杆,和那股看不见的力量搏斗。他的额头上青筋暴起,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但他没有松手,没有犹豫,也没有看我。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那根操纵杆上。
突然,窗外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像是有人用石子砸在机身上。冰雹。那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整个飞机像是被放进了一个巨大的滚筒里,上下左右剧烈摇晃。我死死抓住座椅扶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飞机,能不能扛住?
“滨海六幺八!”耳机里忽然传来区调的声音,虽然夹杂着电流声,但清晰了很多,“滨海六幺八,我雷达看到你们了!听我指挥!左转航向二七零,下降至一万二,那里有个缺口!”
郑机长二话不说,左转,推杆。飞机剧烈抖动着,每下降一千英尺,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我紧盯着高度表、速度表、姿态仪,不敢有一丝松懈。
“高度一万五……一万四……一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