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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卫独用的屋檐下19791981（第2页）

甘英嵘身高一米七八，在那个年代算高挑了。他常年坐办公室，姿态挺拔，走路带风。穿着洗得发白但永远熨得笔挺的中山装或军便服，鼻梁高挺，眉眼周正，尤其是跟人打招呼时，脸上那副恰到好处的、带着点干部腔的认真表情，在纺织厂这片“女儿国”里，简直像羊群里突然闯进一头长颈鹿——扎眼得很。

他第一次出现在厂门口那个黄昏，差点引起小型围观。当时正是下班辰光，女工们潮水一样涌出来。甘英嵘推着一辆擦得锃亮的“永久”脚踏车，鹤立鸡群地站在厂门对面梧桐树下，眼睛在人群里搜寻。不少女工走过他身边，都忍不住慢下脚步，偷偷瞄几眼，然后交头接耳：

“喔唷，这是啥人？生得蛮登样嘛！”

“来找啥人的？看这派头，像机关里的。”

“喂，你看他鼻子，老挺的哦！”

等到西贝背着那个显眼的大药箱，脸色苍白、脚步虚浮地走出来，甘英嵘立刻迎上去，很自然地接过她肩上的药箱，挂在自己车把上，然后扶住她的胳膊，低声问：“今朝还好伐？还吐得厉害？”动作不算多亲昵，但那份照顾的姿态是明明白白的。

这下，人群里的“窃窃私语”瞬间升级：

“啊！是寻西大夫的！”

“是西大夫男人？乖乖，怪不得西大夫眼光高，男人生得是灵光！”

“看看，多体贴，还晓得来接，帮老婆背药箱……啧啧。”

“人家是机械局的干部呀，当然有腔调！”

“西大夫好福气哦，男人长得好，工作好，还会体贴人……”

这些议论，丝丝缕缕飘进西贝耳朵里。她脸上有点热，心里却像被一只温吞吞的热水袋焐了一下，那点因为孕吐和疲惫带来的冰冷跟委屈，悄悄融化了一角。甚至，升起一丝连她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的小骄傲、小得意。看，这就是我男人。不管家里关起门来怎么样，至少在别人眼里，他是体面的，是关心她的。这份“面子”上的光鲜，和她从婆家小叔子那里得到的点滴实惠，成了她这段仓促、平淡、甚至带着苦涩的婚姻里，为数不多的、能让她在绝望时，嘴角勉强扯出一点笑纹的“糖精片”。

日子，就在这吐了又熬、身体日渐沉重，夹杂着对妹妹那份母爱的隐隐羡慕、婆家的零碎关怀、和丈夫偶尔“亮相”带来的短暂虚荣中，一天天熬过去。西贝心里那簇从山东盐碱地里带来的、不肯服输的火苗，在身体极度的不适、情感的荒芜和生活的粗粛打磨下，没有熄灭，反而因为腹中小生命的搏动，烧出了一种更加沉默、也更加坚韧的光。她不再只是西贝，她是“西大夫”，是“甘家阿嫂”，很快，还会是某个小囡的“姆妈”。这些身份一层层叠上来，重得像山，却也像一层层铠甲，把她包裹得越来越硬，越来越难以被伤害。

就在西贝于上海开始她凑合而艰辛的新婚生活时，远在北京的二妹西桦，也正在时代的浪潮与个人奋斗的交织中，经历着另一番光景。

1980年冬天西桦在北京生下了女儿，取名易蕾。孩子生在集体宿舍，月子也只能在那里坐。北京深冬的寒风已经料峭，朝北的房间更是阴冷。易德工作繁忙，经常出差、加班，能照顾的时间有限。西桦既要应付产后的虚弱，又要独自在陌生的城市、冰冷的环境里照顾新生儿，那份艰辛与孤独，可想而知。她给家里的信里，总是报喜不报忧，只说“一切都好”、“单位领导很关心”，但字里行间偶尔流露的疲惫，以及提及“蕾蕾有点感冒”、“屋里暖气不太足”的细节，让孙兰这个做母亲的，揪心不已。

孙兰简直心疼坏了。这是她最寄予厚望、也自认为最亏欠的女儿——从小身体弱，却格外懂事要强，凭自己本事考出去，吃了那么多苦，如今在北京立足，生了孩子却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要在冰窖似的宿舍里坐月子！这怎么行！

于是，孙兰当机立断，一封加急电报拍到北京：“速回上海坐月子！”她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命令西桦带着刚满月的孩子立刻回上海。西桦拗不过母亲，也实在想念家里的温暖，便和单位请了长假，抱着襁褓中的易蕾，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西桦的归来，在永嘉路那个家里，掀起了截然不同的波澜。孙兰把所有的精力、耐心和积蓄已久的母爱，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二女儿和外孙女身上。她早就布置好了朝南最敞亮的那间房，换上全新的、松软的棉被，窗子糊得严严实实，生怕有一丝风钻进来。她每天变着花样给西桦炖汤：鲫鱼汤、蹄髈汤、老母鸡汤……油花撇得干干净净，汤色奶白，逼着西桦一碗接一碗地喝，说“北京亏的，回娘家都得补回来”。她抢着给易蕾洗尿布，用开水烫过，在阳光下晒得蓬松柔软。夜里孩子哭，她总是第一个惊醒，轻手轻脚地抱起来哄，让西桦能多睡一会儿。她抱着易蕾，脸上是西贝许久未见的、发自内心的慈爱笑容，逗弄着外孙女：“囡囡，外婆的心肝肉，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那段时间，永嘉路的家里总是飘着汤品的香气，响着婴儿的啼哭和孙兰温柔的哼唱。西桦被母亲照顾得面色红润，奶水充足。易蕾更是被养得白白胖胖，像个瓷娃娃。孙兰整个人仿佛都焕发了光彩，虽然身体依旧不好，但精神头十足，嘴里念叨的都是“蕾蕾今天笑了”、“桦桦该吃鱼了”。

这一切，西贝都默默看在眼里。她挺着越来越沉的肚子，依旧每天上下班，爬六楼，忍受孕吐和疲惫。回到永嘉路，看到的是母亲围着妹妹和外孙女转的忙碌身影，听到的是母亲对妹妹事无巨细的叮咛和对外孙女毫无保留的疼爱。空气里弥漫的温馨，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屏障，将她隔在外面。母亲偶尔也会问她一句“今天感觉怎么样”，但那语气和看向妹妹时眼底的柔光，完全不同。更多的时候，孙兰的注意力完全在西桦母女身上，对她这个同样怀孕在身的大女儿，只是“你自己当心点”、“月份大了别太累”这样程式化的交代。同时孙兰还需时不时的操心西敏的女儿璐璐。

西贝心里不是没有羡慕，甚至有一丝清晰的酸楚。同样是女儿，同样怀孕生子，得到的关注和照料，天差地别。二妹从小体弱，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如今在北京工作好、嫁得好，更是母亲的骄傲和心头肉。而她西贝，似乎永远是这个家里那个最不需要被特别照顾、最能扛事、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长女。她的苦和累，是应该的；她的需要，是可以被延后的。这份认知，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她心底，不激烈，但隐隐作痛。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更沉默了，把所有的委屈和身体的极度不适，都咬牙吞进肚子里，继续每天爬那仿佛没有尽头的六楼。

而北京的二妹西桦，在休完产假后，不得不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易蕾留在上海，托付给满心不舍却心甘情愿的孙兰，自己与易德回到了北京，继续在各自的岗位上奋斗。对他们而言，家庭的暂时分离，是为了更长远的未来。孙兰的生命，仿佛因为外孙女的到来而被重新注入了活力，虽然身体依旧不好，但照顾易蕾成了她全部的精神寄托，而且顺带觉得西敏的孩子外孙女璐璐也逐渐顺眼许多了。永嘉路的家里，孩子的哭声和笑声，成了新的主旋律。

直到西贝她怀孕六个多月时，一次西林来永嘉路，正碰上西贝下班回来。她脸色蜡黄，浮肿明显，扶着门框喘了许久才换好鞋，额头上全是虚汗。西林看着大女儿这副模样，又看了看屋里其乐融融围着西桦母女的孙兰，眉头紧紧锁了起来。他没说什么，但隔天，就让人捎来话，说单位在上海体育馆附近有新调剂的公房，二楼，煤卫独用，有两套，一套一室户，一套两室户，问西贝要不要。

消息传来，孙兰有些意外，说：“六楼那套不是才住没多久？爬楼是吃力点，但好歹是煤卫独用呀。跟我们以前比起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她二妹都没她那么好的住房条件。”

西贝摸着高高隆起的肚子，几乎没有犹豫，平静地说：“就要一室户。六楼我实在爬不动了。两室户……太大了，我也用不着。”她心里明镜似的：要了两室户，母亲多半会觉得她“贪心”、“不懂事”，或许还会说“你妹妹在北京还没像样房子呢”。她不想再给母亲任何数落或比较的机会，更不想欠下更多或许需要其他方式偿还的“情”。一室户，够了，是她能坦然接受，也符合她“不该多要”的自我定位的限度。至于未来？她不敢想，也不愿想。（很多年后，西贝和甘英嵘都成了各自厂里的骨干，按政策完全有资格排队分到更好的福利房。但就因为他们早早有了西林安排的这套住房，便失去了单位的分配资格。这是后话，此刻的西贝，只是迫切地需要一片能让她喘口气的平地。）

于是，在西贝孕七月，身体沉重到极限的时候，他们搬进了体育馆附近二楼那套一梯四户的一室户里。虽然还是小，但不用爬六楼了，这对当时的西贝来说，已是天大的恩赐。搬家是甘英嵘和两个弟弟张罗的，西贝只负责抱着肚子坐在凳子上指挥。新家依旧简陋，但窗明几净，出门就是相对开阔的街面，阳光很好。西贝坐在朝南的窗边，感受着久违的、不用攀爬后的松弛，轻轻摸着肚子，心里对父亲，生出一丝复杂的感激。至于母亲那边……她望着窗外梧桐树上叽喳的麻雀，轻轻叹了口气。有些温暖，大概是注定奢求不来的，就像有些比较，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写定。

搬入新家后，日子似乎轻快了一点点，至少身体的负担减轻了。但婚姻的实质，并无改变。两人白天各自上班，交集甚少。西贝医务室的工作越来越吃力。厂子在扩建，分新、老两片，她得背着那只墨绿色、印着红十字、足有二十几斤重的药箱，在车间、办公楼、宿舍区之间来回奔。药箱带子深深勒进她瘦削浮肿的肩膀，晚上脱衣服都是一道红痕。

西贝在体育馆二楼的小窝里，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市井喧哗，摸着腹中不时踢打的小脚，目光投向不可知的未来。眼下，能顺利生下这个孩子，能保住工作，能在属于自己的、不用爬楼的屋檐下喘口气，似乎已是用尽力气才能抓住的全部。至于那寡淡的婚姻，那遥远的母爱，那与妹妹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都暂时搁置吧。生活，大概就是如此，在不断的妥协、比较、挣扎和一点点意外的暖意中，步步为营，跌跌撞撞地，把她推向又一个全新的、充满挑战的身份关口——母亲。而属于她西贝的故事，在1981年的这个夏天，即将迎来最痛楚也最丰盛的一次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