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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路的屋檐下19781979（第2页）

介绍的对象五花八门，有机关科员，有工厂技术员，也有大学助教。西贝像完成流水线上的检验工序，一个个去见，又一个个无疾而终。对方嫌她“太闷”、“没情趣”，她觉得对方“肤浅”、“话不投机”。每次相亲回来，家里都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失望和焦虑。厂里也开始有了一些窃窃私语，飘进西贝耳朵里：

“西大夫条件是不错，可眼光也忒高了。”

“都快三十了，还挑呢？再挑就真剩家里了。”

“大概还想着以前那个坐吉普车的爹能给她找更好的吧？现在可不比从前喽。”

这些话像细小的芒刺，不致命，却扎人。西贝心里梗得慌。她不是挑，她只是没办法对着一个完全无感的人，想象共度一生的画面。她想起小陈警官教琴时专注的侧脸，想起那支沉甸甸的金笔，心里某个角落就丝丝拉拉地疼，涌上一股深切的失落和无奈。那个曾让她心里泛起微澜的人，自那天在弄堂口黯然一别后，就真的再也没有出现过。有时下班，她还是会下意识地朝弄堂口瞥一眼，然后心里一空，加快脚步离开。

不是对方不好，是她心里那杆秤，称不出丝毫“心动”的分量。她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夜深人静时，她问自己。不是汪劲松式的火爆直接，也不是鲁志军式的温和浸润，更不是曹科长那掺杂着权力的“关照”。她依稀怀念起弄堂口那缕带着琴声的阳光，和那支沉甸甸、却被她退回的金笔。但那道微光，早已被“原则”和“影响”掐灭。剩下的，是无比现实的考量：一个能让她离开永嘉路那个拥挤舞台的人，一个能提供一片完全属于她自己、不必看任何人脸色、可以尽情疲惫也可以安静发呆的屋顶的人。感情？太奢侈了。就像张阿姨打给她的那盆冒尖的青菜，是实实在在能填饱肚子、支撑她继续走下去的东西。婚姻，或许就是另一盆这样的“青菜”？这个比喻让她自己都觉得苦涩又好笑。但当她再次面对母亲拿来的、写着“甘英嵘”三个字的相亲纸条时，她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推开，而是盯着那陌生的名字，看了很久。窗外，是永嘉路永远嘈杂的市声，和弟妹追逐打闹的叫喊。

在父母筛选的众多“合格人选”中，一个叫甘英嵘的年轻人，逐渐被凸显出来，成了孙兰和西林最属意、也最着力撮合的对象。

甘英嵘比西贝大两岁，是西林系统下属一家大型机械厂的宣传科干事。他家世清白得简直像样板戏里的主角：父亲是郊县老实的农民，母亲是纯粹的家庭妇女，几个兄弟都是本分的工人。他本人中专毕业，在厂里表现积极，二十出头就入了党，如今党龄已有五六年，是厂里重点培养的“青年干部苗子”，据说很快就要被提拔到副科长的位置。在孙兰和西林看来，这简直是无可挑剔的“根正苗红”——家庭简单，没有复杂社会关系拖累；本人上进，政治前途光明；虽然家境普通，但西贝自己有工作，他们家也不图对方钱财，图的就是个“稳当可靠”。

“西贝，这个小甘我打听过了，人特别实在，领导评价很高，说他是‘螺丝钉精神’，党叫干啥就干啥，从无怨言。”孙兰一边摘菜，一边对正在帮忙洗米的西贝说，语气是难得的耐心，“他家世也简单，以后没那么多麻烦事。你年纪不小了，不能再由着性子拖。这样的对象，错过了可就难找了。”

西林也在一旁帮腔，语气是惯常的结论式：“甘英嵘同志不错。党员，有政治觉悟，工作踏实。找对象，就要找这样的。生活是过日子，不是唱戏。”

父母一唱一和，厂里的风言风语，加上内心深处那点“或许这就是命”、“或许结了婚就能有自己的家、逃离这里”的模糊幻想，以及对小陈警官那份再无可能的怅惘……多种压力像一张越收越紧的网，将西贝困在中央。她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和妥协前的麻木。

于是，她同意了和甘英嵘“进一步接触”。

第一次正式约会，是在人民公园。甘英嵘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中山装，风纪扣系得一丝不苟，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见到西贝，脸微微发红，很认真地握了握手：“西贝同志，你好。”他的手心有些汗湿。

两人沿着湖边慢慢走。甘英嵘说话一板一眼，像在做思想汇报。

“西贝同志在厂医务室工作，救死扶伤，很光荣。我以前在车间也学过急救，三角巾包扎法我都会。”他试图找共同语言。

“哦，挺好。”西贝应道。

“我们厂最近正在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我觉得写得非常深刻，尤其是关于民主集中制那部分……”他开始了长篇论述。

西贝听着，眼神飘向湖面上划船的人。她试图把话题拉回生活：“你平时休息，有什么爱好吗？”

甘英嵘认真想了想，说：“爱好？学习党的文件，看报纸，还有就是帮厂里出黑板报。偶尔……偶尔看看革命电影。”他顿了顿，补充道，“《英雄儿女》我看过三遍，每次都很受教育。”

西贝“嗯”了一声，不知该接什么。她想起小陈警官随口就能说出弄堂里哪家的月季开了，哪家的孩子考上了重点中学，那种鲜活的生活气息。

吃饭时，甘英嵘坚持付钱，但每一分钱都算得很仔细，反复核对菜单和找零。他吃饭很快，几乎不咀嚼，吃完后正襟危坐，看着西贝吃。西贝被看得有些不自在，匆匆扒完饭。

介绍人传话过来，说小甘对西贝“很满意”，夸她“端庄稳重，工作好，家庭也好”。孙兰喜上眉梢，催促西贝“多主动联系”，“处处看，感情可以培养”。

接下来的几次见面，模式几乎固定。甘英嵘的话题永远围绕着厂里的学习、他的思想进步、对当前政策的理解。他也会问西贝工作，但听完后往往评价一句“很好，为工人同志服务，意义重大”，然后话题又绕回他自己。他不懂西贝偶尔流露出的对绘画、对音乐（手风琴）的一丝兴趣，认为那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委婉地提醒“我们还是应该多把精力放在工作和政治学习上”。他也不会说什么温情的话，最大的体贴可能就是“天冷了，西贝同志要多穿衣服”，“走路注意安全”。

枯燥，乏味，像一杯不断续水的茶，越喝越没味道。但偏偏，他挑不出大错。他按时赴约，举止规矩，积极上进，家世清白，完全符合父母、甚至符合这个时代对“好对象”的一切标准。

西贝心里那点微弱的、对“感情”的期待，在这一次次枯燥的约会中，彻底熄灭了。她看着甘英嵘认真讲述厂里组织生活会的侧脸，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在找一个相伴一生的人，而是在完成一项任务，一项向父母、向舆论、向自己年龄妥协的任务。“感情？”她在心底对自己苦笑，“或许就像爸妈说的，生活就是过日子。和谁过，不是过呢？至少，这个人看起来安全，不会惹麻烦。”那种深切的无力感和认命感，最终压倒了一切。

当孙兰又一次问起，并暗示“差不多就该定下来了，女孩子青春耽误不起”时，西贝看着母亲殷切又焦虑的眼神，想起厂里那些闲话，想起自己行军床的狭窄，想起永嘉路这个永远喧闹拥挤、却始终没有她一片独立天地的“家”……她沉默了很久，久到孙兰都要以为她又会拒绝时，她几不可闻地，吐出一个字：

“行。”

这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投入她死水般的心湖，甚至没有激起多少涟漪。没有喜悦，没有期待，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麻木，和深不见底的疲惫。她终于，把自己“安排”出去了，按照父母和所有人认为最正确、最稳妥的方式。至于爱情，那缕曾在她心底短暂拂过的、带着琴声的微风，早已消散在永嘉路沉重的屋檐下，再也寻不见踪迹。未来的日子会怎样？她不知道，也不愿去想。至少，往前走一步，或许能看到一点不一样的风景，哪怕那片风景，注定平淡如甘英嵘同志的政治学习笔记。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二妹西桦，正在另一条截然不同、却同样需要坚韧的轨道上奋力前行。她和易德双双考入北京的名校，一个在广播学院学播音，一个在人民大学学新闻。还没毕业，两人出色的成绩和踏实肯干的作风就引起了单位的注意，被“预定”了下来。他们在单位简陋的职工宿舍里安了家，领了结婚证，没有盛大的婚礼，只有彼此相知相许的温暖。

西桦的专业课异常出色，主修英语，还自学了法语，说得一口流利地道的巴黎音。一次，她在电台实习播报一段法文新闻时，其纯正的发音和优雅的语感，竟意外吸引了一位在电台洽谈合作的外国专家。这位专家几经周折打听到她，甚至直接找到电视台，表达了钦佩和进一步“交流”的愿望。西桦落落大方，微笑着亮出无名指上简单的戒指，用清晰的法语回答：“谢谢您的赞赏，但我已经结婚了，我的丈夫是我的同学，我们很幸福。”得体地化解了一场小小的“国际风波”，也在单位传为佳话。她像一颗逐渐被打磨出来的珍珠，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开始散发温润而自信的光芒。

然而，光芒背后亦有阴影。很快，西桦也怀孕了。和西敏的热闹、折腾不同，她的孕早期是在北京寒冷的冬夜里，在单位宿舍狭窄的单人床上，独自忍受妊娠反应。易德学业和工作同样繁重，能陪伴的时间有限。深夜里，孕吐稍歇，身体的不适和远离家人的孤寂袭来时，这个一向冷静聪慧的姑娘，也会忍不住把脸埋进枕头，悄悄掉几滴眼泪。她想起母亲，想起姐姐，想起遥远的、温暖嘈杂的永嘉路。她的性格与西贝截然不同，她是在多子女家庭中长大，从小就知道观察眼色，懂得分寸，懂得用更圆融、更聪明的方式去争取和守护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说，西贝是荒原上倔强生长的野树，枝干分明，宁折不弯；而西桦，则是精心栽培在庭院里的嘉木，知道如何向着阳光伸展，如何用绿荫赢得欣赏，同时也深深扎根，暗自积蓄力量。孙兰得知二女儿怀孕，又是欢喜又是心疼，尤其是听说她孕吐严重、身边无人悉心照料时，那份愧疚更深了——这是她最寄予厚望、也最觉得亏欠的女儿啊。

两姐妹，一南一北，一个困于家庭的方寸之地，一个搏击于时代的潮头浪尖，一个为挣脱枷锁而屡屡碰壁，一个用智慧和坚韧为自己开辟天地。永嘉路的屋檐下，炊烟依旧，琐事纷扰，而每个人心底的波澜，只有自己知道。西贝在月光下擦干眼泪，第二天清晨，依旧要早起，准备一大家子的早饭，然后去厂里，面对那些永远也画不完的图纸。生活，似乎没有改变，又似乎，有些东西在寂静中，已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