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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东流19761978（第2页）

果然，回来不久，一纸新的调令让她彻底懵了——厂领导决定让她接任即将退休的老厂医，去市里一家著名的中西医结合三甲医院，进行为期两年的脱产进修。

“我？学医？”西贝拿着调令，觉得整个世界都荒诞了，“我连自己发烧该吃哪种药片都搞不清！”

消息传回家，母亲孙兰也愕然，转头对西林半开玩笑地说：“老西，你说这算怎么回事？桦桦那种细心稳当的性子学医还差不多，西贝这风风火火、宁折不弯的脾气，去拿针头？别把病人吓着。”这话不巧被西贝听见。父母那种根深蒂固的、认为她“不如二妹适合”的潜意识判断，像一根细刺，扎进了她心里最敏感的地方。

忧虑和烦躁很快被一种更强烈的情绪取代——不服输的傲气。“你们都觉得我不行？我偏要做出个样子给你们看看！”这念头一旦燃起，就变成了熊熊烈火。她收起所有的畏难情绪，一头扎进了完全陌生的医学世界。

进修的日子，是另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西医的内、外、妇、儿，厚厚的教材像砖头；中医的阴阳五行、经络穴位，尤其是针灸课，那些需要死记硬背的歌诀和精确到分毫的取穴，让她这个“一看书就头疼”的人吃尽苦头。最可怕的是解剖课，福尔马林的气味，沉默的标本，以及一次深夜迷路误入地下陈尸馆的恐怖经历，成了她很长时间的梦魇。但她骨子里的“要强”发挥了作用。她成了全班最刻苦的学生之一，熄灯后还在走廊灯下背书，在自己身上比划穴位练习针刺（先用笔点），虚心向每一位带教老师请教。她的认真和惊人的毅力，甚至引起了医院领导董主任的注意，进修期满前，医院领导单独找西贝委婉表达了希望她留下的意向。

这又是一次十字路口。留在三甲医院，前途无疑更加光明、稳定、受人尊敬。但西贝再次陷入了矛盾。

西贝听着，心里不是没有过瞬间的动摇。大医院的平台、更多的学习机会、更广阔的前景……这些词像遥远世界的光，晃了一下她的眼。董主任是真心实意地栽培她。但光很快就被更沉厚、更现实的雾吞没了。

那雾是永嘉路家里永远算不清的、令人疲惫的账目；是她对“陌生”与“不确定”根深蒂固的警惕。留在市医院肯定是好的，可那里的人事关系想必更复杂，考核更严格，竞争也更激烈。她一个半路出家的“赤脚医生”，要付出多少倍的努力，才能在那里站稳脚跟？而眼下，她是厂里的“自己人”，从领导到工友，都知根知底，这份安稳，对她，是何等重要。厂里等着她回去组建医务室，这份信任沉甸甸的；她对自己是否真的能胜任医院高强度、高要求的工作心存疑虑，怕给看好她的领导“丢脸”；更重要的是，那份对“老娘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再次占了上风。“厂里需要我，我才学的医。学成了，自然该回去。”这个逻辑在她心里简单而牢固。

她想起在急诊科轮转时，看到那些正式医生为了一个进修名额、一篇论文署名，背后种种复杂的眉眼官司。那不是她熟悉和擅长的世界。她的战场在车间里沾满油污的伤口旁，在病历卡上工整清晰的记录里。这里的一切，虽然辛苦，虽然局限，但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她像一株在墙缝里长起来的草，习惯了砖石的挤压和有限的光照，骤然移植到广阔但竞争激烈的花园，她不确定自己能否活得更好。

于是，那点动摇很快沉淀下去，变成更为坚硬的决心。她对着院领导，诚恳地、甚至带着点执拗的笨拙，说出了自己的选择：“董主任，我晓得您是为我好。但我……我还是想回厂里。厂里需要人，我也……我也习惯了。到外面去，我……我心里没底。”她没好意思说，是“怕”，怕那个更广阔的世界里未知的风浪，会打翻她这艘本就超载、航行得小心翼翼的小船。

董主任看着她，半晌，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肩膀：“你呀……也是个实心眼的。也好，厂里确实少不了你这样踏实肯干的。回去吧，好好干。”

于是，她婉拒了医院的挽留，带着一箱医学书籍和一张“进修合格”的证书，回到了厂里，走进了那个小小的、即将属于她的医务室。白大褂穿上身的那一刻，她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神沉静、眉宇间却依旧带着一丝倔强的自己，感到一种奇异的陌生与踏实。她从挡车工、缝纫工、裁剪工、描图员、展览陈列者，最终成为了厂医“西大夫”。这条路迂回曲折，出人意料，却又每一步都踩着她自己的选择、汗水和不认命的傲气。但是不忘初心的决定真的选对了吗？

而弟弟西春的感情生活，则像一出“有劲道”又狗血的滑稽戏，在这个逐渐“解冻”的年代里，上演得淋漓尽致。

西春进了机电公司，相貌堂堂，家庭条件又好，自然成了长辈们眼中绝佳的乘龙快婿人选。父母的老朋友、电力系统的老同事顾家，有个女儿叫顾婉，刚从师范毕业，在中学当老师。两家知根知底，门当户对。在双方父母有意无意的撮合下，两个年轻人见了面。顾婉人如其名，温婉秀丽，知书达理，和西春很有共同语言。两人看电影、逛公园，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双方父母乐见其成，已经开始商量婚期、准备“三十六条腿”（家具）了。“哦哟，西春，讨着顾老师，侬真是好福气！”邻居阿姨见了都要夸一句。

可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顾婉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叫尹雅，在医院当医生，家里条件也不算摊扳（差），但与顾家比较还是略逊一筹。尹雅性格“煞辣”（泼辣），敢爱敢恨，早就对西春有意思，只是苦于没有机会接触。一次顾婉带西春参加她们小姐妹的聚会，尹雅一见西春，那颗心就“噼里啪啦”烧成了原上草。她可不像顾婉那样“文绉绉”，主动找西春搭话，约他看电影（被西春以有约为由拒了），甚至直接找到西春单位楼下等伊。西春起初是躲着，明确表示自己已有对象。但尹雅的攻势大胆火热，送他亲手织的围巾，在他加班时送夜宵，眼泪汪汪地说“不求名分，只想对侬好”，那种混合着崇拜、依赖和不顾一切的炽热，让年轻且有些虚荣的西春，内心开始动摇。一边是父母认可、“适意”（适宜）的顾婉，一边是让他感受到强烈“劲道”和被需要感的尹雅，他像个蹩脚的舵手，在两条航道间左右摇摆。

纸终究包不住火。尹雅听说两家已经在商量婚期，彻底急了。一天傍晚，她冲到西春家楼下，不管不顾地大喊西春的名字，“西春！西春侬下来！”引得左邻右舍纷纷探头，“喔唷，啥体啦？寻相骂啊？”西春吓得赶紧下楼把她拉到僻静处。尹雅泪流满面，死死抓着他的胳膊：“西春，侬不能讨伊！侬讨伊，我就从侬厂办公楼顶跳下去！我讲到做到！”她眼神里的疯狂和决绝，把西春吓坏了，也惊动了楼上的西林和孙兰。

这下，事情彻底“搞大”了。顾婉也终于知道了尹雅的“撬边”，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暧昧。这个温婉的姑娘，在巨大的震惊和羞辱面前，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和尊严。她没有哭闹，没有找尹雅“打相打”，而是单独把西春约了出来，平静地看着他，问：“西春，侬老实告诉我，对尹雅，侬到底有没有感情？对我，侬又是啥打算？”

西春“支支吾吾”，眼神闪烁，既舍不得顾婉的家世和“适意”，又放不下尹雅带来的刺激和“深爱”，还想维持自己“无辜”、“被迫”的形象。顾婉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彻底明白了，也凉透了。她站起身，最后看了西春一眼，那眼神里有失望，有鄙夷，更多的是一种解脱：“西春，阿拉到此为止。婚约取消。以后，各自珍重吧。”说完，转身离开，背影挺直，没有回头。

顾婉的“清爽”退出，让尹雅欣喜若狂，也让她更加“名正言顺”地缠住了西春。西春在尹雅“以死相逼”的深情和既成事实面前，“半推半就”，和尹雅正式交往起来。消息传开，两家长辈气得差点“厥过去”。顾家觉得丢了大人，与西家彻底断了往来。西林和孙兰，尤其是孙兰，简直恨铁不成钢。西林关起门来对西春吼：“侬个小赤佬！顾婉多少好的姑娘！知根知底！那个尹雅，就算是做医生的却整天描眉画眼的！侬想气煞我是不是？！”孙兰则捶胸顿足：“我的老面孔都拨侬塌光了！以后在单位里哪能见人？侬哪能就介勿争气啊！”

可西春梗着脖子：“我跟尹雅是真心相爱！顾婉是伊自家放弃的！现在啥年代了，还讲门当户对？我的事我自己做主！”他沉浸在“战胜”家庭安排、“追求真爱”的自我感动中，浑然不觉自己处理感情的懦弱、自私和糊涂，给两个家庭带来了多大的风波和伤痛，也为自己未来的生活，埋下了一颗不安定的种子。

西贝冷眼旁观着这场“闹猛”（热闹）的闹剧。她对弟弟的选择不予置评，只是觉得荒唐。看到父母为此气得“唉声叹气”，她心里甚至掠过一丝极其淡薄的、近乎残酷的念头：看，你们精心培养、寄予厚望的儿子，也就这样。而她，这个一直不被看重的女儿，至少靠着自己，“扎扎实实”站在地上，没有给家里添一丝乱，还默默地，用自己的方式，扛起了这个家的一部分。她依旧每天上班，画图，下班，经过厂区时，对那些或明或暗的目光回以更冷的眼神。额头的川字纹，似乎淡了一点点，但眼底的沉静和疏离，却更深了。时代的春水看似东流，载着希望和喧嚣，但她的小船，依然在自己的河道里，沉默地、警惕地、向着唯有自己能看见的彼岸，缓缓前行。家里的窟窿，弟弟的闹剧，父母的叹息，都像是岸边的风景，掠过，留下倒影，却不再能轻易扰动她的桨。

与此同时，远在北大荒和大兴安岭的两个妹妹，也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书写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篇章。

二妹西桦，那个在上海时总是脸色苍白、身体文弱的姑娘，在大兴安岭凛冽的风雪和繁重的劳动中，竟被淬炼出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坚韧与光彩。林区的阳光和风雪，给她原本苍白的脸颊镀上了一层健康的红晕，身体更健康了，眼神也更加清亮坚定。她没有放下书本，在易德的陪伴和鼓励下，两人常常在煤油灯下一起复习功课，讨论文章，知识的微光在寒冷的冬夜里显得格外珍贵。因为字写得好，文章通顺，还会拉手风琴，她很快被选拔进了林场宣传队（后转为部队文工团）。在舞台上，她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的小姑娘，而是能落落大方地报幕、朗诵、甚至参与编导小节目的文艺骨干。她的认真和才华得到了领导的赏识，逐渐开始承担一些更重要的工作，比如编写宣传材料、组织小型演出。她与易德的感情，也在共同的学习、工作和相濡以沫中日益深厚。两人在信中向父母透露了关系，并委婉地表示，下次回上海探亲，希望能带易德一同回来，让二老见见。西桦在信里详细描述了易德的家世（父母也是南下的军人干部）、为人以及他们共同的理想。这封信让孙兰和西林在经历了小女儿的叛逆后，感到了一丝难得的宽慰。孙兰摩挲着信纸，对西林说：“桦桦这孩子，从小就有主意，也懂事。这个易德，听起来倒是门当户对，两个孩子能互相鼓励着上进，是好事。”西林也难得地点了点头。易德的父母对西桦这个未来儿媳也十分满意，两家大人虽然还未谋面，但在书信往来中已有了默契。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像春雷般震动了全国，也点燃了无数像西桦和易德这样的知青心中的希望。他们看到了改变命运、用知识报国的可能。备考的日子异常艰苦，白天要完成本职工作，只能利用一切休息时间复习。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他们围着火炉，呵着冻僵的手，一遍遍演算习题，背诵课文。西贝在家里收到妹妹寄来的、字里行间充满拼搏劲头的信，仿佛也能感受到那股从北国荒原上升腾而起的热望。功夫不负有心人，放榜之日，喜讯传来：西桦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的播音专业，而易德则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两个年轻人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彼此扶持，终于携手跃过了龙门，即将奔赴首都，开启崭新的人生旅程。西贝想象着妹妹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翱翔的样子，心里既为她高兴，也有一丝淡淡的、说不清的怅惘。

相比之下，三妹西敏（小妹）的选择，则在这个逐渐“解冻”但余威犹存的时代，再次给家庭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她与韩杰在北大荒相依为命，感情早已牢不可破。探亲回上海时，她向父母正式摊牌，坚持要和韩杰结婚。孙兰和西林一听韩杰的“小业主”家庭成分，顿时如临大敌。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历史污点”不仅可能影响本人的前途，更可能像无形的锁链，牵连到配偶的家庭，尤其是西林、孙兰这样刚刚恢复职务的干部家庭，在政治审查、职务晋升等方面都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孙兰苦口婆心，甚至以死相逼，西林也大发雷霆，坚决反对。

然而，西敏的倔强远超父母的想象。她见沟通无效，竟然再次故技重施，偷走了家里的户口本，和韩杰悄悄去民政局登记结婚了！当她把鲜红的结婚证拍在父母面前时，孙兰眼前一黑，当场气得晕倒，被送进了医院。醒来后，她看着这个从小宠到大的小女儿，只觉得心如刀绞，又恨其不争。“你这个冤家！你是要气死我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有可能会害了你爸，害了你姐姐弟弟们，甚至可能害了你自己一辈子！”孙兰捶着病床，泪流满面。西林则铁青着脸，一连几天不和西敏说话，这个家的气氛降到了冰点。西敏虽然也愧疚让母亲病倒，但在她的爱情和“家庭出身”的枷锁之间，她毅然选择了前者，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勇气，和韩杰回到了东北，开始经营他们不被祝福却甘苦与共的小家。西贝看着这场家庭风暴，对妹妹的勇气感到震惊，也对父母那种深入骨髓的、对“成分”和“牵连”的恐惧，有了更深刻而悲哀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