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七月,丰臣秀吉颁布《伴天连追放令》(“伴天连”为葡萄牙语“传教士”的音译),正式下令禁止基督教传教,驱逐外国传教士,拆除教堂。
但此时的禁教令,执行得极为宽鬆。
丰臣秀吉虽忌惮基督教的势力,却不愿彻底断绝与欧洲的贸易往来。
西洋火器与南蛮贸易带来的巨额財富,是他巩固统治、征战天下的重要支撑。
因此,《伴天连追放令》更多是一种威慑,不少传教士並未真正离开,而是隱藏在信徒家中,继续开展秘密传教。
天主教大名也依旧暗中扶持基督教,小西行长、大友宗麟等人甚至公开抵制禁教令,使得基督教的势力並未受到实质性的打击。
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將军,在江户建立幕府,开启了江户时代。
幕府建立初期,为笼络南蛮贸易,进一步获取西洋火器与財富,对基督教的態度更为缓和,甚至一度默许传教活动的开展。
此时的传教活动,虽已转入半地下,但各修会依旧活跃。
奥古斯丁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避开京都、大阪等幕府核心管控区域,深耕九州,凭藉灵活的传教方式,在长崎、岛原、天草一带扎根,与当地的信徒建立了深厚的联繫。
奥古斯丁会,又称圣奥古斯丁修道会,是天主教最古老的托钵修会之一,以“清贫、简朴、传道”为宗旨。
与耶穌会侧重与上层领主交涉不同,奥古斯丁会的传教士更倾向於深入民间,扎根贫苦百姓之中,用接地气的方式传播教义。
他们学习当地的方言,改编日本的和歌、民间故事,將天主教教义融入其中,让百姓更容易接受。
同时,他们还开设义垫,为贫苦儿童传授知识,施医赠药,贏得了百姓的广泛信任。
在九州,奥古斯丁会的信徒多为渔民、农民与町人,这些人虽身份低微,却遍布各地,形成了一张庞大的秘密传教网络。
这种相对宽鬆的局面,並未持续太久。
德川幕府巩固统治后,对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势力,都採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基督教的跨地域凝聚力与外来属性,自然成为了幕府的眼中钉。
庆长十九年(1614年),德川秀忠颁布全国禁教令,彻底改变了基督教在日本的命运。
禁教令明確规定,驱逐所有外国传教士,拆除所有教堂,强迫基督教信徒改宗,对拒绝改宗者,予以残酷镇压。
此后,幕府的禁教政策愈发严苛。
传教士被大批驱逐,不少留在日本的传教士,被逮捕后遭受酷刑,甚至被处以火刑、钉十字架。
信徒被强迫践踏十字架、饮用猪血(象徵背弃基督教),拒绝者则会被处死,其家人也会受到牵连,沦为奴隶。
庆长二十年(1615年)至宽永元年(1624年),短短十年间,幕府在全国范围內开展了多次大规模的禁教镇压,无数基督教信徒倒在血泊之中,教堂被拆毁殆尽,基督教的传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1624年,德川家光刚刚继位,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他將禁教政策推向了顶峰。
幕府不仅加大了对传教士与信徒的镇压力度,还在长崎、平户等港口设立专门的巡查机构,严格管控外来人员与往来商船,禁止任何与基督教相关的书籍、
圣物传入日本。
同时,推行“五人组”连坐制度,要求百姓互相监督,若发现有人信仰基督教或藏匿传教士,五人一同受罚。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基督教彻底转为地下秘密传教,仅在九州岛原、天草、
长崎等传统信仰区,留存著微弱的势力。
这些地方,曾是小西行长、大友宗麟等天主教大名的领地,信徒基础深厚,再加上山多林密、临海偏远,幕府的管控相对薄弱,成为了基督教最后的避难所。
弗朗西斯科·德拉·克鲁斯,便是这片避难所中,最坚定的“播火者”之一。
他於庆长二十年(1615年)抵达日本,彼时正值德川秀忠颁布禁教令初期,京都、大阪等地的传教活动已被彻底禁止。
弗朗西斯科最初在京都潜伏,偽装成西洋学者,为贵族子弟传授西洋知识,暗中为信徒主持宗教仪式。
但隨著幕府镇压力度的加大,京都的信徒陆续被逮捕,弗朗西斯科的处境愈发危险,无奈之下,他被迫逃往九州,辗转於长崎、岛原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