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楚江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十月中旬。
香港的秋天在这座城市的肌理里渗透得不动声色。
维港的海水从盛夏的墨蓝褪成了一种淡淡的灰绿色,海风不再黏腻,吹在脸上带着干爽的凉意。
中环写字楼里的白领们重新穿上了西装外套,兰桂坊的露天酒吧在入夜后开始点起暖炉,火苗在玻璃罩子里跳动着,映在喝酒的人脸上。
弥敦道两旁的榕树开始落叶,黄了的叶子被秋风卷起来,在人行道上打着旋,最后堆在路边的排水口旁边,被清洁工扫进垃圾袋。
没有人想到他会回来。
红色通缉令还在循环播放,O记的搜查范围已经从香港本岛扩大到了整个东南亚——付冠宇通过国际刑警发出了蓝色通报,澳门的码头、珠海的边境口岸、蛇口的客运站都贴上了他的照片。
泰国警方在曼谷的素万那普机场截住过一个和陈楚江有几分相似的中国籍男子,按在候机大厅的地板上铐了五分钟才发现抓错了人。
赵家明在周一的例会上判断,他大概率已经离境。
杨贞楠没有说话。她知道他没有走。
她没有证据,只有直觉。
那种直觉不是警察的直觉——不是从线索和监控录像里推导出来的逻辑,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刻在骨头里的笃定。
他说过“我唔会走”,他就不会走。
他是一个会把戒指盒贴身带了整整三周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在说完“我唔会走”之后悄悄坐船去菲律宾。
他说过的每一句话,她都信。
即使在被她欺骗了三个月之后,他在赤柱海边说的那句“我唔会俾你捉到我,我亦都唔会投降”,她也信。
不是因为天真,是因为她比任何人都清楚——陈楚江不是一个会食言的人。
十月的第二个星期三,赵家明在晨会上宣布了一个消息。
“根据线报,陈楚江可能仲喺香港。我哋喺元朗一间村屋揾到佢嘅指纹,初步判断佢匿藏嘅时间至少有两周。佢可能计划紧一单新嘅交易,性质未明,但涉及嘅资金规模庞大。”
会议室里的空气骤然绷紧。
白板上重新贴上了陈楚江的照片——还是那张从学生签证档案里调出来的旧照,二十四岁的他表情冷硬,眼神疏离。
旁边用红笔标注了几个新地点:元朗、锦田、流浮山以西。
杨贞楠看着那张照片,手指在桌面上平放着,纹丝不动。
但她的另一只手在桌子下面,隔着裤袋的布料,摸到了那个丝绒戒指盒的边缘。
她今天早上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它从抽屉里拿了出来,放进了裤袋里。
她告诉自己这是为了随时交给证物科——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
线人的情报很快得到了印证。
付冠宇截获了一组加密通讯,信号来自新界西一处废弃的工业大厦。
通讯内容经过解密之后只有几句话:“月底交货,老地方。”“人蛇?货?”“两样都有。”赵家明判断,陈楚江不但没有逃,反而在警方眼皮底下重新组织了一条走私路线。
地点还是流浮山一带——那片被台风和海浪反复冲刷的海岸线,那些藏在铁皮棚屋后面的私人码头,那些他父亲留下的、还没有被警方查获的最后据点。
“我哋要喺月底之前拉佢。”赵家明说,“今次唔可以再俾佢走甩。”
杨贞楠被派去跟进这条线索。
不是卧底——她的卧底身份已经曝光,不可能再接近陈氏的任何残余势力。
但她对陈楚江的了解、对流浮山地形的熟悉、以及在三个月卧底期间积累的所有情报细节,让她成为协调这次行动不可或缺的人。
赵家明让她负责分析通讯内容、标注可疑地点、制定行动路线。
她坐在付冠宇旁边,看着屏幕上那个被解密的通讯记录,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过去。
那些词语很冷——“交货”、“人蛇”、“货”——每一个字都像是被人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钉在纸上的。
但她读这些字的时候,脑子里出现的不是证据链,而是他说过的那句话:“我阿爸留低嘅嘢,我有责任守落去。”
他说到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