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楚江已经消失两周了。
红色通缉令贴满了全港所有口岸的出入境大厅,他的照片被放大印在A4纸上——那张从英国留学时的学生签证档案里调出来的证件照,二十四岁,头发比现在短一点,表情冷硬,眼神里有一种不属于那个年纪的疏离。
机场、码头、罗湖桥、落马洲,每一个过关通道的显示屏上都在循环播放他的脸。
入境处的职员手里有他的资料,海关的X光机旁边贴着他的通缉编号,连天星小轮的售票亭玻璃上都贴了一张。
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大虎在羁留室里被反复审讯了四天,审讯员换了三班,他只重复同一句话:“唔知。”然后把那双打黑拳练出来的粗壮手臂交叉抱在胸前,闭上眼睛,不再开口。
钟文轩倒是很配合,在律师陪同下详细交代了宏达物流的走私路线、陈氏旗下六间公司的资金流向、以及过去三年里每一笔通过澳门赌厅清洗的黑钱。
但问到陈楚江的去向时,他推了推金丝眼镜,语气礼貌而精确:“我同陈生嘅联络只限于公司业务。佢嘅私人行程,我一概不知。”其他被捕的马仔,有人沉默,有人说“江少唔会同人讲佢去边”,有人在审讯室里哭,说被抓了没关系,但求警察不要再问江少的事——“我唔会出卖佢。”
陈楚江没有朋友,没有情人,没有社交圈子——除了那个已经被证实是卧底的中学同学。
他的手机在赤柱诀别那晚之后就关机了,信号最后出现的位置是赤柱海岸的基站,凌晨两点十七分,之后彻底失联。
O记调出了全港所有公路收费站、隧道闸口、停车场出入口的监控录像,付冠宇写了一个人脸识别脚本,把过去两周内所有拍到黑色奔驰S级的画面全部提取出来。
一共有四百多个,但经过逐一比对,全是他失踪之前的旧记录。
那辆车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条公路、任何一个停车场、任何一座跨海大桥的监控画面里。
“佢换咗车。”付冠宇在会议室里说,眼镜片反射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可能仲有其他藏身地点,我哋之前完全唔知。佢嘅准备比我哋谂嘅更加充分。”
杨贞楠听着这些汇报,手里转着那杯已经凉透的奶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她知道他有这个能力。
他不是那种会束手就擒的人,从小到大,他被绑架过、被追杀过、被背叛过,每一次他都活了下来。
逃跑对他来说不是懦弱,是生存技能。
她更知道,他没有离开香港。
不是因为证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还在香港。
但她就是知道。
他说过“我唔会走”,他说过“我阿爸留低嘅嘢,我有责任守落去”。
他不是那种会食言的人,即使在所有事情上都可能食言,在这句话上他不会。
他大概是躲在某个O记不知道的角落里,在等风声过去,在等局势明朗,在等一个她不知道的机会。
而她的理智和她的直觉正在打一场拉锯战——理智说应该把这份直觉汇报给赵家明,直觉说这是他留给她最后的东西,她不想连这个也交出去。
回到正常生活的杨贞楠,看起来确实回到了正常生活。
她的生物钟比闹钟还准时。
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在天台做二十分钟体能训练——俯卧撑、卷腹、原地高抬腿,和在警校时一模一样的训练内容。
冲凉,换上干净的衬衫和长裤,把头发扎成紧实的马尾。
七点二十分准时出现在西环街市的茶餐厅,坐在靠门口的老位置,吃一碗肠粉或一个菠萝包,喝一杯冻鸳鸯,少甜。
伙计已经认识她了,不用她开口就知道她要什么,把冻鸳鸯端上来的时候会顺手放一包纸巾在她桌上。
她吃完之后会留一张二十蚊纸币在桌上,然后去巴士站搭5B路车到湾仔警署。
上班,开会,处理文件,偶尔出外勤,下班,回家,煮一餐简单的饭,洗澡,看书,关灯,睡觉。
过得规律、整洁、沉默,像一台被精密调试过的仪器。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有些事情不一样了。
她每天早上出门前会看一眼窗台上那盆绿萝,看看又冒了几片新叶。
那盆五蚊鸡买来的绿萝在台风“巨爵”之后好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藤蔓顺着窗台边缘爬了一尺多长,叶子从四片变成了十几片,每一片都绿得发亮。
她每天给它浇水的时候,会想起那栋半山别墅的花园里那些鸡蛋花树,台风过后落了一地白色花瓣。
她不知道那些花今年还会不会再开。
鸡蛋花的季节通常到九月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