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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陈祖耀的葬礼在八月十五日。

那是一个星期日。

香港的八月从来没有好脸色，这一天也不例外。天文台挂了一号风球，热带低气压在南海上空缓缓移动，带来断断续续的骤雨。

雨不大，但足够烦人——那种细密的、黏腻的针雨，打在脸上像被人用湿毛巾不停地甩。

天空是铅灰色的，压得很低，云层厚得透不出一丝阳光。

这样的天色最适合办丧事，连天都在替人哭。

殡仪馆选在红磡的世界殡仪馆。

这是香港最老牌的殡仪馆之一，见证过无数江湖人物的最后一程。

选址是钟文轩定的，他说“老细生前话过，死都要死得有体面”。

体面——这两个字在陈祖耀的人生字典里占了很大的篇幅。

他十六岁从庙街起家，砍过人、坐过监、逃过难，一辈子被人骂过贼王、杀人犯、社会败类，但他最在意的就是这两个字。

所以他的灵堂一定要最大的，棺木一定要最贵的，送行的排场一定要最足的。

从早上八点开始，殡仪馆外面的畅行道就陆续停满了车。

黑色奔驰、黑色宝马、黑色凌志——全部都是黑色的，像是有人提前发了通知，说今天这个场合只允许一种颜色。

司机们穿着黑西装站在车旁抽烟，低声交谈，烟头的红光在灰暗的天色中明灭不定，像一群聚集在巢穴外的萤火虫。

花牌从灵堂一直排到殡仪馆大门外，又沿着人行道延伸了几十米，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把整条街的两侧都堆满了。

每一个花牌都有一人高，白色和黄色的菊花扎成巨大的扇形，中间用红漆写着挽词。

送花牌的人名本身就是一本香港地下权力的花名册——某个澳门赌厅的老板、某个东南亚贸易公司的董事长、某个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的“和字头”叔父。

还有几个花牌上的落款是政府部门的某某主任、某某议员——没有写职位，只写了名字，但懂的人都懂。

这些花牌无声地宣示着一件事：陈祖耀这辈子，在黑白两道都留下了足够深的脚印。

杨贞楠站在灵堂外面的角落，穿着一身黑色素服——黑色的长袖衬衫、黑色长裤、黑色平底鞋，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脸上的妆很淡，只在嘴唇上涂了一层透明的润唇膏。

她没有撑伞，雨丝落在她的头发上，凝成一层细密的银色水珠，像撒了一层霜。

她的裤袋里装着一小包纸巾，不是给自己用的——是给他用的，如果他用得着的话。

但她心里清楚，他不会用。

陈楚江不会在人前哭。

她已经在这里站了将近两个小时。

在这两个小时里，她看着一批又一批的人从殡仪馆大门鱼贯而入。

有西装革履的商人，有满身纹身的大汉，有穿旗袍的江湖阿嫂，有拄着拐杖的白发叔父。

每一个人都表情肃穆，步伐沉重，但她知道，这些肃穆和沉重里有几分真心，恐怕连他们自己都算不清楚。

江湖不是讲感情的地方，葬礼也不只是葬礼——它是权力交接的仪式，是人脉关系的阅兵场，是各路势力重新洗牌的前奏。

陈祖耀活着的时候是坐馆，死了之后，他的棺材就是一杆秤，称得出谁是真心谁是假意。

赵家明自然也收到了消息。

在前天的紧急会议上，他站在白板前，用红笔在“陈祖耀”三个字上画了一个圈，然后写了一个日期——八月十五日。

旁边加了一行标注：“丧礼现场可能出现陈氏全部核心成员，注意观察。勿行动。勿打草惊蛇。”他的目光透过眼镜片落在杨贞楠身上，语气是那种公事公办的沉稳：“阿楠，你去。作为陈楚江嘅朋友，唔作为警察。记住你嘅身份。”

所以她来了。作为“阿楠”，不是作为杨贞楠警员。但这两个身份已经像被雨淋湿的两张纸一样粘在了一起，怎么撕都撕不干净。

她没有进去灵堂，只是站在外面。

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位置——她不是家属，不是社团成员，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身份可以写在花牌的落款上。

她只是一个“朋友”，一个出现在陈楚江身边不过两个月的中学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