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经的差事定下来之后,顾庭舟在翰林院的人缘忽然变好了。
不是那种真心实意的好——是那种带着几分幸灾乐祸的客气。去食堂吃饭有人主动让座,去架阁库调卷宗有人帮忙开门,连之前给他挖坑的刘侍读都破天荒地朝他拱了拱手,笑容里写满了“你也有今天”。
“顾大人,齐王府的差事可要仔细着些。”刘侍读端着茶盏踱过来,语气里掺着三分同情七分看好戏,“上一位去讲经的张编修,回来之后可是告了半个月的病假。”
顾庭舟正在整理讲经要用的书目,闻言抬头看了他一眼,客客气气地回了句:“多谢刘大人提点。”
刘侍读被他这不咸不淡的态度噎了一下,哼了一声走开了。
顾庭舟低下头继续理书,心里把刚才那一幕翻译成了现代职场语言:老员工把烂项目推给你,然后端着咖啡过来假惺惺地说“这个客户很难搞哦,加油”。
去你妈的。
他在心里骂了一句,面上依旧不动声色。
不过有一点刘侍读没说错——齐王府的差事确实不好做。顾庭舟花了两天时间,把之前去齐王府讲过经的翰林们的经历都打听了一遍。
结果触目惊心。
第一位,讲《尚书》,被萧景珩问了三个实务问题,当场答不上来,回去就写了调岗申请。
第二位,讲《孟子》,试图拍马屁,把“民为贵”往萧景珩的政见上靠,结果萧景珩冷冷回了一句“断章取义”,从此再也没被召见过。
第三位更惨,讲《礼记》,大概是太紧张了,念错了一句经文。萧景珩当场没有发作,只是端茶送客,第二天翰林院就收到了齐王府的文书——措辞客气,但意思很明确:换人。
顾庭舟把这些案例记在脑子里,一条一条分析。
萧景珩不是那种会拍桌子骂人的老板。
他是那种安安静静听你说完,然后问一个问题就能让你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的类型。
这种老板最难对付。因为他不会告诉你他想要什么,你得自己琢磨;但如果你琢磨错了,他也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
高要求、高标准、高冷感。
跟顾庭舟上辈子遇到过的某个VP一模一样。
那个VP后来成了他职业生涯里最大的伯乐——但前提是,他得先活过头三次汇报。
顾庭舟合上卷宗,闭上眼睛,在脑中重新梳理萧景珩的政见画像。
三天前那份邸报分析没白做。他把所有跟萧景珩有关的信息都抽出来,拼成了一份完整的“老板使用说明书”——
萧景珩督过大理寺的积案清理,三个月清掉了一千三百件陈年旧案,用的办法是把刑部、户部、地方官的案卷全部调齐,逐条比对。这人做事不喜欢拍脑袋,要数据,要依据,要流程。
萧景珩在御前奏事极少主动开口,但每次开口都打在关键节点上。半年前东南盐政改革,群臣吵了半个月没结果,他上了一道折子,只写了三条建议,条条落在执行层面,当场就被皇帝批了“准奏”。
这人不要花架子,要能落地的方案。
萧景珩对空谈儒学的态度,从一件小事就能看出来。去年翰林院有个老翰林去给他讲《中庸》,讲了半个时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萧景珩听完,只问了一句:“若一地赋税不均、百姓诉讼不断,以中庸之道当如何处置?”老翰林当场愣住,支吾了半天没答上来。
他不是不尊重学问。他是尊重能解决问题的学问。
顾庭舟睁开眼,心里有了底。
对付这种老板,有一个黄金法则:别告诉他你知道什么,告诉他你能解决什么。
他翻开《周礼·考工记》,开始准备讲经稿。
《考工记》是《周礼》里最特殊的一篇,讲的不是礼法制度,而是百工技艺——营造、制器、度量。历代经学家都不太看得上这一篇,觉得它太“实”了,不够形而上。
但顾庭舟知道,萧景珩一定会喜欢。
因为这恰恰是经世致用之学。
他一连写了三版讲经稿。第一版太学术,删了;第二版太浅显,重写;第三版他把《考工记》里的“营国制度”和本朝的实际规制做了对照,又顺手在末尾夹了一句关于“凡营国必先度地度民”的引申——这句话表面讲的是城市规划,实际上可以引申到赋税、军政、地方治理。
他写完之后又看了一遍,把那些华丽的排比和对仗全删了,只留干货。
萧景珩不需要文采。他需要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