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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帝国惊天大案 南北榜案 金榜题名日两名状元被杀了（第2页）

作为自安史之乱以后北方持续动**、南方持续发展的结果，这种南北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全面失衡，反映出来的，就是从北宋时期开始，南北方在科举考试进士录取人数上越来越严重的失衡，但这种状况在元朝时期，一度因为制度安排有所均衡。

1127年北宋被女真人灭亡后，偏居南方的南宋更加着力发展经济，进一步为南方的经济文化夯实了根基；1279年崖山之战南宋彻底灭亡后，历史全面进入了元朝时期（1271—1368）。

蒙古人全面入主中原后，忽必烈对推尊孔子、提倡理学很是积极，在元朝一度恢复的科举考试中，蒙古人规定，会试考生为300人，其中蒙古人75人、色目人75人、汉人75人、南人（原来南宋治下的汉人）75人；在录取比例上，蒙古人也平均分配，规定最终录取的100名进士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比例各为25人。

而在朱元璋看来，元朝统治尽管只有97年时间，但蒙古人统治在北方士子中仍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1368年明朝建立后，同年大将徐达北伐中原攻陷大都（今北京），尽管元顺帝逃亡漠北，但当时北元在漠北、辽东、西北和云南等地仍然保留有强大军队，其中占据宁夏、甘肃一带的扩廓帖木儿，“骑兵十万，步卒倍之”，经常进犯兰州；在辽东，北元太尉纳哈出则拥兵二十万，屯于辽河流域的金山。

史书记载，在1368年明朝建立后，当时北元“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恺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

当时，尽管北元被赶出了中原大地，但依托在各地遗留的强大军队，仅仅朱元璋执政时期，元朝残余势力就对明朝北边展开了十次大规模侵扰进攻，为了反击，朱元璋则在1368年后，先后组织了17次大规模反击，最终在明朝建立21年后的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朝大将蓝玉率领15万大军，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之役中，彻底击败了北元最后的主力军，此后北元国力彻底衰颓，不再使用大元国号。

面对明朝建立后北方边境这种复杂的政治战争局势，性情多疑、手段残酷的朱元璋非常敏感。当时，明朝境内尤其是北方地区，仍然有不少读书人死忠于元朝，并以元朝遗臣、遗老自居，或“身在江南，心思塞北”，或“诈死佯狂，求解职事”，总之就是不愿意臣服明朝，“以不忘故国（元朝）也”。

因此，如何笼络北方读书人的人心，是明朝初期的政治大事。

在朱元璋看来，他在洪武十五年（1382）恢复三年一考的科举制，就是不仅仅要完成在政治上的光复，还要实现文化上的光复，所以科举制对于笼络北方的士子和人心，无疑是重中之重。

面对明朝建立初期，和北元势力仍然处于拉锯交战的复杂局面，如何确保内部尤其是北方的人心安定，如何拉拢北方读书人，成为一等一的政治大事。

偏偏就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军事文化背景下，发生了洪武三十年（1397）的南榜事件，以致北方士子集体上疏抗议，并到处鼓噪考试选拔不公。如果在从前或以后的朝代，这或许可以理解，但是，这是在与北元激烈对抗的明朝初期，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文化，在各个层面上，明朝都不能输，也输不起。

所以，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内心深处对秉持考试公平却不讲究政治正确的考官刘三吾，以及主持复查的老状元张信等人，内心无比恼火。

朱元璋考虑到“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虑遗民犹有故元之思，颇欲以假科举名以笼络之”，但是，单纯从考试公平原则出发的刘三吾、张信等人，却没有看透朱元璋怀柔北人的“宏图远略”。于是，在南榜事件之后，手段毒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最终决定以简单、粗暴、极端的方式，来解决由于南榜事件引发的北方考生**不满问题。

在读书人刘三吾和张信看来，这是一场纯粹的考试公平问题；而在开国皇帝朱元璋看来，这则是一个有关帝国开邦、对抗北元、镇抚人心、安定北方的政治远略问题。

思想单纯的读书人，没有领悟开国皇帝的宏图远略，如果碰到一位像刘秀一样的开明皇帝，或许只是挨一顿训、降职或贬官了事，但碰到一位像朱元璋这样手段毒辣的开国皇帝，这注定又将是一场腥风血雨。

对于在胡惟庸案、李善长案、蓝玉案，以及郭桓案、空印案等案件中，动辄诛杀几万人，前后残杀二十万人的朱元璋来说，即使是在建立大明帝国后，他虐杀、残杀、无理株连酷杀的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始终不曾根除。因此，对于朱元璋来说，在南北榜案中，杀掉两位状元和几个主考官，平息下北方考生的怒气，实在是太轻松了。

对于一位动辄将杀人作为政治权术手段的帝王来说，这实在不值一提。

不仅如此，朱元璋还宣布将南榜中中举的全部52位南方考生，“俱不刻《登科录》”，也就是说，他还宣布，南榜的考试成绩无效。

在朱元璋的刻意安排和亲自阅卷提拔下，在当年六月的北榜中，在三月的南榜殿试中落榜的山东人韩克忠，最终被录为状元；另外一位山东人王恕被录为榜眼；山西人焦胜则被录为探花。

此外，还有58位北方考生被录取为进士。

在南榜事件之后，集体鼓噪的北方考生们，最终踩踏着两位状元陈?和张信的人头，在帝国政治中走上了金銮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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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两位状元被杀，南榜进士被撤销功名，但南北榜案的遗波，并未消失。

南北榜案之后，根据有心人统计，在整个朱元璋执政的洪武时期，包括南北榜在内，录取各科进士共867人，其中南方籍620人，占总数的71。5%。

尽管朱元璋开始有意矫正这种南北方科举考试全面失衡的局面，但南北榜案后的第二年，洪武三十一年（1398），70岁的朱元璋最终病逝。

大明帝国的南北方文化严重失衡问题，仍然没有得到矫正，也难以矫正。在朱元璋之后的建文帝时期，共取进士106人，其中南方籍89人，占总数的84%；到了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时期，共录取进士1819人，其中南方籍1519人，占比83。5%。

面对这种南北方文化成绩全面失衡的局面，为了延续朱元璋的政治策略和改革思路，同时也是兼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原则，于是，到了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明仁宗时期，作为江西吉安泰和人的大学士杨士奇，决定对科举考试中南北考生录取失衡的问题提出建议。

当时，杨士奇向明仁宗提出，应该在科举考试中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分别取士，并提出应该按照“南六北四”的比例分配科举进士的录取名额。

杨士奇指出，当时北方士子由于长期在科举考试中大规模落败，以致对读书上进和进入帝国官场意兴阑珊，“北士得进，则北方学者亦感发兴起，往年只缘北士无进用者，故怠惰成风”。

对于杨士奇的建议，明仁宗也深以为然，并计划开始实施南北分卷制度，可惜，执政未满一年的明仁宗朱高炽在1425年猝死，南北分卷未能及时实施。

一直到两年后的宣德二年（1427），明仁宗的儿子、明宣宗朱瞻基最终将南北分卷制度付诸实施，并按照“南六北四”的比例录取进士，以实现科举考试的区域均衡，将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并举齐驱。

到了明代宗朱祁钰时期，景泰五年（1454），明朝最终将南北卷制度详细划分为南、北、中卷制度，其中还对南、北、中卷所属地区进行了详细划分，其中规定：“南卷，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

在这种分南、北、中区录取的制度安排下，大明帝国的科举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问题最终得到了有效的均衡，而为了防止部分考生利用规则考试移民到北区和中区报名考试，明朝官方还规定“妄报中卷、北卷者，本部指名参退”，其中明确指出，如果查出属于考试移民，将进行除名处理，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南北区域的考试公平。

在南北分卷的区域公平照顾下，北方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受到了极大的促进，此后，从唐朝安史之乱后，历经五代十国和两宋、元朝动**，文化贫弱的北方，开始出现了欣欣向学的局面：“无地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

这也使得明朝大大增强了在北方地区的人心吸引力，有力促进了明朝中央对北方和边疆地区的重新控制。

此后，明朝的科举考试分区制度改革，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到了顺治年间（1643—1661），清朝将中卷并入南、北卷，开始实行南北卷制度；康熙五十一年（1712），南北卷制度最终被废除，实行了分省录取制度。

而回顾历史，这场始自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的科举改革，最终以南北榜案中两位状元的人头为代价，在残酷中婉转促进了历史的进步。

只是历史的每一次前进，经常都滴淌着无辜者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