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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蠡为何能够全身而退（第3页）

《史记》记载，范蠡出海到了齐国，没有忘记与他共患难的老朋友文种，他千里致书，劝文种赶快离开越国，以免遭杀身之祸。书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多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接到范蠡的信，或许是认为自己对越国有功，勾践不至于杀他，或许是实在放不下身边的荣华富贵，因而没有当机立断离越，只是“称病不朝”。

这时有人向勾践进谗言，诬陷文种“作乱”。此时的勾践已经是春秋霸主了，哪里还记得卧薪尝胆的苦日子，身边也不需要什么贤士能臣了，于是赐剑给文种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话说得这么漂亮，实则非常残忍。你教我“伐吴七术”，我用了三招就灭了吴国，天下无敌了，你真厉害呀，剩下的四招，你留着去教教我那位生前老吃吴国败仗的父亲吧！用现在的话，其实就是“你去死吧”。

面对绝情的勾践，文种最终伏剑自杀了。

而范蠡早已“浮海出齐”，改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先是在海边耕作，父子共同劳动，艰苦奋斗。时间不长，就成为新一代富豪，齐人共推范蠡担任齐国的丞相。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太顺利，不管做官还是经营，都迅速达到极致，这样反而不吉利，于是归还相印，把家财分给朋友和乡亲，带着家人悄悄离开。

最后，范蠡看中了陶（今山东定陶，或肥城）这个地方，认为居于天下的中心位置，四面通途，有利于从事贸易，发家致富。不久之后，果然财富积累巨万，人称“陶朱公”。

《史记》说，范蠡离开越国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就是说，范蠡晚年三次创业，三次都成了亿万富翁，每次，眼睛都不眨一下，把钱全捐了。

司马迁将范蠡在越地、齐地、陶地生活空间的转换，称作“三徙”“三迁”。《史记》写道：“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又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可见，司马迁对范蠡三次重启人生、三次均能达致成功非常佩服。

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这就是范蠡的成功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活得明明白白。

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范蠡大概活到了88岁，相当高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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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司马迁是按照“史上活得最明白的人”这一刻度在刻画范蠡这个人物的。

一般认为，《国语》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离范蠡生活的年代更近，而《史记》的问世是在《国语》的两三百年后。所以问题来了，《国语》对于功成身退的范蠡去了哪里、又做了什么，均没有交代，只说“莫知其所终”。而《史记》突然对这一切都有了清晰的交代，离历史现场越远，记载却越详细。这正是史学大师顾颉刚提出来的“层累地制造历史”，时代愈往后，历史人物的形象愈得到放大和强化。也就是说，至少从司马迁的时代开始，范蠡已经被传奇化了。

回看春秋诸侯争霸的历史，其实非常模式化，仿佛是为了说明同一个道理而共同编写出来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任用贤人则王，轻信奸人则衰。吴越两国争霸，历经三四十年，两度兴亡，都在这个道理中循环。范蠡这个人在吴越争霸中，有两个镜像：一个是吴国的伍子胥，一个是越国的文种。

论才能，同为谋臣、各为其主的范蠡和伍子胥不分上下；论功绩，主军的范蠡与主政的文种，亦难分伯仲。但这三人中，只有范蠡得到善终，这才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缺失、最稀罕的品质——能力和功绩都是容易复制的，尤其是在一个人才大爆炸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但活得明白的人，永远只是凤毛麟角，甚至独一无二。无论是100年，还是1000年，甚至3000年，都跳脱不出这个定律。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功业，但当无数的大脑为了建功立业生死与之的时候，最终能走出来的那个唯一的全身而退者，才是打破定律、超越时代的存在。

司马迁写范蠡，不排除传说和虚构，可能正是想突出这一层意义：人要做自己命运的主宰。

因为司马迁生活的朝代，也是历史大循环中的一环。西汉立国之前的楚汉争霸，就是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一个镜像，身陷其中的各种英豪都能在历史中找到他们对应的“原型”：刘邦—勾践；项羽—夫差；伍子胥—范增；文种—韩信；范蠡—张良……

不管是为人，还是经历，这些人物对照组都有十分类似的地方。包括他们说出来的话，讲出来的道理，比如韩信被诬谋反，喊出那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不正是范蠡对文种留恋权位的告诫吗？而范蠡这一理想型人格，终于在时隔数百年后，找到了张良这个完美对应的镜像，以至于有不少学者质疑，司马迁到底是以张良的形象在重新塑造范蠡呢，还是以范蠡的形象在塑造张良？

司马迁表面是在写历史，实际是在写政治寓言。通过描述吴越和楚汉这两个时代的人事纷争，揭示了历史的循环论。而他寄寓跳脱历史循环的完美人物，无疑就是范蠡—张良这一组镜像。坚持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智慧才有助于独立人格的建立。

范蠡得到后世的尊崇，原因正在于此。

到了东汉，人们给范蠡虚构了一个搭档叫西施（关于范蠡与西施的爱情，也成为后世一个经久不衰的虚构题材），并认为范蠡是神仙转世，在传奇化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神化。唐宋时期，范蠡配享武成王庙，地位进一步提升。唐代诗人汪遵有一首《五湖》诗，对范蠡激赏不已：

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高扬五湖风。

不知战国官荣者，谁似陶朱得始终。

宋人黄震则评价说，“春秋战国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终者惟范蠡一人”。

最有意思的是偏居一隅的南宋，宋高宗赵构以越王勾践自居，大力弘扬卧薪尝胆精神，在君臣的对话中，经常以吴越争霸的历史做比喻。赵构曾以吕颐浩、秦桧并相，将他们比作范蠡、文种。而臣子们也用范蠡的话术，告诫皇帝“人事未尽”“天时未尽”，什么时候该强硬，什么时候该妥协，等等。在这种政治语境下，范蠡成了南宋君臣相互利用的历史资源。可惜南宋最终呈现出来的时代格局，却走向了越国崛起历史的反面。

到了近代，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范蠡因为他在商业上的成功，而被民间广泛奉为“财神”。

然而，这些加诸其上的头衔，说到底只是历史对于成功人物的“马太效应”罢了，了不起的人在层累创造之下，显得越发了不起。

尽管没有几个人做得到，但不可否认，范蠡就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型镜像。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世界上，满满当当都是，活得稀里糊涂、死得不明不白的人啊：功名自古是危机，谁似先生早拂衣？（赵孟頫《题范蠡五湖杜陵浣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