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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活着的尊严（第2页）

土地被交到农民手上，原是因为他们可以抚育土地，他们养牛养马养猪养羊养猫养狗，也养土地。但海雀的农民，却养不活地。一个连地都养不活的农民，算什么农民呢？可难道这能怪他们吗？难道他们没有付出辛苦没有付出感情吗？他们每天守着它们抚摸着它们，他们把别的农民能给予土地的尊重全部给了它们，该下种时下种，该施肥时施肥。因为他们的土地天生贫弱，他们甚至比别人给得更多，爱护得也更多。可是，他们的土地还是永远那么弱不禁风，越来越瘦骨如柴。种子下到地里，从发芽开始就营养不良，整个季节里，你都能听到庄稼生长时的痛苦呻唤，它们拼尽老命结出的粮食，却没法让农民们果腹。你们见过老鼠偷吃包谷棒子的时候下跪吗？海雀的老鼠就是这样的。这可并不代表海雀的老鼠有多虔诚有多感恩，跟“羊有跪乳之恩”无关。惟一代表的，是海雀的包谷苗太矮小。这可不能怪包谷苗不成器，它们努力了。要怪只能怪土地，它们太贫瘠了。

你能指望一具皮包骨头的身体长出好头发吗？

正如我们守着自己母亲贫如石漠的胸脯嗷嗷待哺时的心境一样，海雀的农民，每天都在为自己向这样的土地索取感到负疚。可为了活着，又不得不同它们相依为命。后来，海雀这样的地方被认为是“不适合人居的地方”，那只是一个结论，是一个旁观者的结论。而海雀人，却在经验，一直在经验。海雀的地养不活海雀人，海雀人养不活海雀的地，但他们却谁也离不开谁。当一夜风雨，海雀人醒来的第一个牵挂就是土地，是地里的泥又被带走了多少。可他们能做什么啊？他们能让老天爷不刮风不下雨吗？他们能让泥不跟风跑不跟雨水逃走吗？地在海雀没有活着的尊严，庄稼在海雀也没有活着的尊严，那么人呢？人有吗？

他们认为，人也没有。

尤其文朝荣，当海雀村民到了20世纪80年代还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时候，他认为“尊严”这个词汇，简直是奢侈品。

夜往深处走的时候，他也下了山。家里并没有夜饭等着他。李明芝还躺在**，看样子是儿女们自己凑合着对付了一下。他们显然没太多想到他，根本就没给他留饭。幺女儿手上还拿着大半个菜团子，那也是因为她吃得慢，并不代表那是给他留的。但幺女儿一直拿眼看着他，看上去如果他想要的话，她也不会太吝啬。也只有她还看着他，别的几个都不看他，因为他们多少都有了一份年纪，知道父亲今天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

文朝荣没跟幺女儿要菜团子。他进了房间，在李明芝的身边坐下。床有些过分老了，他坐上去，它便“吱吱呀呀”地叫。但他信得过它，这些年来它每天晚上都会发出这样的呻唤，却从来没真垮塌过。海雀的东西都有一把好耐性，就像海雀人的性子，是岁月磨炼出来的。屋子里很黑，但他清楚李明芝没有睡着。他还能感觉到她在流泪，她跟了他这些年，也忍了这么些年，那泪渠一旦打开，自然就不那么容易关上。他在黑暗中默默地坐着，他很想说声“对不住”，但又一直都没张口。这个时候，那三个字太软弱无力了。他倒是唸叨过几句，他说：“这土地下放到户以后，别处都说的是增产，说一年做来够两年吃哩。”说：“同样是村支书，有人当得脸上光彩照人，我这脸，却恨不得放裤包里揣起来。”说：“坝子上那些村支书到乡里，都是去受表彰，我呢，每次去，乡里都问的是，‘这回你们村要多少救济粮？’”说：“害羞得很啦！”这些话他说过多少遍了，他真希望它们能像口水一样，吐掉了，嘴里就爽朗了。可他吐了很多回了，心头还是被这些话塞得满满的。不到现实改变，不到他不再羞愧的那一天，它们就誓不离开他。

他一直坐到深夜。

那时候李明芝已经真正走进了睡眠。或许，在这大半夜的沉默中，她已经原谅了他。生活不过在这里打了个结，过了这个结，又继续朝前走了。

第二天早上，文朝荣故意磨蹭了一会儿，等他起床的时候，李明芝把猪食都煮熟了。她的脸上很平静，看上去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文朝荣想跟她搭句讪，嘴却很涩。那当口，王家的小姑娘兴秀来了。她手上拿着一个包谷饭团子，一看成色，就知道粮食多于菜，很诱人。那是给文朝荣幺女儿的，她们是好朋友，她们的母亲也是好朋友。小兴秀跟文朝荣打听：“正敏呢？”正敏就从屋里跑出来了。小兴秀正要把团子给正敏，文朝荣一把夺过来，又塞回到她的手里。他说：“我们家有的，你自己吃。”小兴秀说：“我妈叫我给她的。”文朝荣说：“你回去跟你妈说，我们家有的。”

但兴秀还是要把饭团子给正敏，因为她知道，她跟前这位长辈说的都是假话。

他们说来说去的时间，幺女儿正敏一直盯着兴秀手上那个饭团子，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怕一眨眼，它就不翼而飞了。这一次兴秀再递过来，她就迅速把它抢过来，又迅速送进嘴里。进了嘴，父亲就再不好夺走了。她嘴里咬着那个饭团子，有点儿挑衅又有点儿害怕地看着父亲，直把她父亲看得心里泛酸。李明芝一直默默地看着这一幕，到最后，她只跟文朝荣对视了一回，便又把目光落回到那两个十多岁的女孩身上了。

“谢啦兴秀。”李明芝说。她的声音是哑的。发生昨天那件事情后，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她的喉咙遭到过农药的腐蚀，得歇上好一阵儿，才能恢复。文朝荣想，要是有口全粮食的稀饭或者一口肉汤喝下去，她的喉咙可能会好得快些。

文朝荣看上的是他家的狗。那是一只大黑狗，浑身上下只有眼白不是黑的。他们叫它大黑。文朝荣家的狗都是大字辈儿，花的叫大花，黄的叫大黄，黑的就叫大黑。

海雀人虽穷，但家家都是养狗养猫的。但那其实不叫养，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正经给它们吃的，狗没狗盆，猫没猫碗，它们全都得靠自己养活自己。人把它们邀请进家，不过是邀请它们一起共同生活。猫靠捉老鼠，狗大概靠偷吃点儿猪食，甚至是屎。海雀的狗都喜爱鸡屎，鸡吃的是虫子，草籽，运气好的时候甚至能吃到粮食，所以它们的粪便被狗们看成是最好的。如果是在春荒季节，甚至比人的更好。文朝荣想到他家大黑的时候，大黑正在邻居家一面断墙上吃鸡屎。能上墙，也是海雀的狗才有的本事。海雀的狗，因为生活清贫，一律都是细腰细腿儿，高挑身材，走路像踩高跷，上墙如有轻功。大黑听它主人唤，便弃了鸡屎，飞身下墙，来到了文朝荣跟前。文朝荣在它头上抚摸，它的尾巴在身后使劲摇。文朝荣心头很重，像吊着块石头。他问狗：“你懂吧？”但狗其实什么也不懂。文朝荣说：“你晓得的。”但狗其实什么也不晓得。文朝荣手上拿着一条绳子，现在他把绳子系到了大黑的脖子上。大黑从来没被拴过。海雀只有猪牛马才会被拴起来，而狗们平时都是嘲笑这个的。大黑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它想逃，想挣脱绳子，但文朝荣呵斥它。它要是温顺的话，文朝荣的心就是软的，就是内疚的。它强硬起来，文朝荣的心就不得不硬上了。他的呵斥声在海雀是很有威力的，连人们都怕，更何况狗。比起绳子，它更害怕他吼。毕竟还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它只好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打算。

文朝荣说：“这就对了。”

他说：“你今天帮我一把，来世我变狗帮你。”

他把它抱起来，将绳头扔上房梁系紧，松开怀抱，大黑就挂那儿了。大黑从来没被这么挂过，也没见别的狗被这么挂过。但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喊也喊不出来，挣也使不上劲儿。文朝荣喂了它一碗水。当然不是为了让它解渴，而是为了让它一声不响地死去。文朝荣没有透露过他从哪里学来的这一招，但那之后海雀杀狗都这样杀。狗从来没得过人的照顾，所以杀它的时候人都无可救药地带着满心歉意，自然是听不得它惨叫的。这种杀法，狗一声也叫不出来。

那天下午，大黑变成了一大锅狗肉汤。虽说它身上除了一把骨头别无藏物，但那毕竟是骨头。儿女们也不是不爱大黑，但如果它在他们饥肠辘辘的时令变成一锅汤了，他们就不具备拒绝吃掉它的力量。他们只能一边缅怀着它，一边香喷喷地喝着它的汤。

文朝荣让正敏去叫兴秀来喝狗肉汤。他说：“人家给过你饭团儿。”正敏真去叫，兴秀也没客气就来了。有了这位小客人，家里的气氛也变得活跃了些。孩子们开始抢汤，抢汤的过程中开始发生嬉闹。不管如何，这锅狗肉汤不光滋润了一家人的肠子，也充当了他们缓和关系的润滑剂。

这碗汤喝过了，肠子的情绪就会好上一个月，耐性也会好上一个月甚至两个月。而到那时候，就可以抠洋芋吃了。

那是1985年的春荒。

2

那一年，189个国家还没有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世界减贫”这个话题，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工程也还没有启动；那时候，整个毕节地区还只有一个胡索文一个李淑彬一个杨明生在痴痴地植树造林，而且在我们还没有统一形成一个植树造林拯救生态的理念之前，他们对树的痴迷还被人看成匪夷所思之举。所以，文朝荣尽管一直在苦苦琢磨海雀的出路，却一点也没得到过这方面的启示。

那一年的5月29号，新华社记者刘子富偶然间发现了海雀，更准确的说法是，发现了海雀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困。说偶然，是因为刘子富并不专为采访而来。有说他是为了寻找一种叫“滇藏木兰”的稀有植物，一路找到了海雀。不管如何，他来到了海雀。第一时间冲击他视觉的，是那一片茅草房和杈杈房。出于一个记者的本能，他走进了这个村庄，走进了一间杈杈房。那是安美珍家。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他只知道她是一个苗族妇女，就这一点也是从她的服饰上判断得来的。当时，安美珍的花短裙已经破烂得完全失去了裙子的模样和功能，是真正的衣不蔽体。它之所以被主人穿在身上，不过因为它是主人惟一的裙子。见了生人，安美珍本能的举动是躲到角落里去。那间杈杈房的一个角落被一头牛占着，它一直跟主人住在一起，一直就住在那个地方。另外两个角落分别放着他们家简陋的床和灶台，**胡乱蜷着安美珍的男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他们看上去也很害羞，要不就是怕冷，都用破棉被掩着自己的下半身。安美珍躲到了灶台后面。

刘子富说：“我想找口水喝。”

安美珍用嘴示意他可以用那半只木瓢。刘子富不愿接受那半只木瓢，问她：“给我只碗好不？”安美珍指指一边的三只脏碗说：“碗还没洗。”刘子富问：“没有别的碗吗？”安美珍歉意地摇摇头，说：“没有了，我家就三个碗。”可刘子富明明看见屋里有四口人！他禁不住纳闷：他们家怎么吃饭呢？难道每一顿饭都得有一个人在一边儿等着，等先吃完的那一位腾出碗来再吃？

安美珍替他洗净了三只碗中最完整的那只，并为他盛了水。他端过来要喝，终于还是忍不住打听：“你们一家四口三个碗怎么吃饭呢？”安美珍说：“将就了。”

从安美珍家出来，刘子富那颗属于一个记者的责任心就激动了，它站到他跟前，夸张地舞着手说：“你应该再走走，看看是不是家家都是这种样子！”

于是，刘子富决定认真走访一下这个村庄。那时候正是午饭时间，他遇上了好几户人家正吃饭，但他们的碗里并没有粮食，锅里当然也没有。他问他们：“你们的粮食呢？”他们回答他：“早吃完了。”

农民家里见不到粮食的身影，而且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土地承包到户以后。更令人震撼的是，刘子富连着走访了五户人家，户户如此！

刘子富有些傻眼了，他不知道是不是该继续往下走。他傻站在他看见的第十一间茅草房前犹豫，看着这户人家那五六岁的小孩子慌里慌张跑出来，跑向屋侧那个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厕所，在那里蹲下。孩子很害羞，不敢看刘子富。尤其当他拉出了一大堆蛔虫，活生生的，在他的屁股下群魔乱舞以后，就更不敢看这位陌生人。可这样一来，刘子富就更傻了，视线落在孩子身上就挪不开了。孩子只好拼命把头往下垂，最好是能把脸藏起来。蛔虫很吓人，但孩子一点儿不惊吓。他又不是第一次拉虫子，早已经见惯不惊。

刘子富小时候也是拉过虫子的。蛔虫通常情况都跟贫穷穿着连裆裤，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他知道肚子里的蛔虫一旦多得装不下，就不需要吃药也能把虫子拉出来。可这么惊心动魄的阵容，刘子富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能想象得到，这个孩子的肚子里除了蛔虫，别的什么也没有。当一个正处于发育年龄的孩子肚子里贫穷得只剩下蛔虫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刘子富想到的是“苦甲天下”。第二天这个词汇便带着他的一篇报道飞向了北京。

不过这是后话了。

他当时在村子里骇然呆立的时候，村支书文朝荣找他来了。

文朝荣听说村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到处串门到处打听，便要找他问个究竟。

“请问你是搞哪样的呢？”文朝荣是这么问的。山里人喜欢直来直去。

刘子富说：“我叫刘子富，是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