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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身性格 一天一天让自己壮大起来（第2页）

做好准备，随时超越别人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凡人最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具备获取成功性格的能力！要想不成为凡人，必须立志不流于俗，期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达到获取成功性格的目的才行。曾国藩逐步高升，就是立志不流于俗，随时准备超越别人。

孟子曾经说：“自己损害自己的，不要和他交谈；自己放弃自己的，不能和他交往。”说话无礼不讲道义，这就是所说的“自暴”，做事不仁不义，这就是所说的“自弃”。才质笨拙的人，自己安心于笨拙，不思进取，所以说自暴自弃的人，不值得和他谈论事理。如果不甘心笨拙，爱好学习而且努力施行，期望能达到知识广博的境界，那么“我想要仁，就达到‘仁’了”，又怎么会有志向而事情不成功呢？曾国藩把立志说成是改变气质的金丹良药，而梁启超也说他“一生最为可贵的是立志不流于俗人”。这正是说他得到了根本。

曾国藩在谈及自己能够有一点作为的原因时也说：真正的君子圣人的做法，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倡导天下。世道之所以变乱，因为从上到下充满了各种坏的欲望，奸人和伪君子互相欺诈、互相争斗，为了得到自己的安适享乐，而给别人带来危害，他们害怕灾难，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根丝一粒米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忠诚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困难，慷慨地捐献财物和献出生命，就像远游的人回到乡里一样无所顾忌，无所保留。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做是羞耻的事情，躲避是可耻的行为。哎呀！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呢？这里的“忠诚”也就是一种脱于流俗的高雅之志。

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是他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令，在那儿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起义军举事造反，结果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起义军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各种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受挫，默默地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从前，曾子谈到士子的任重道远，必然讲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国藩这样扶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可以称得上是宏毅中的人。”这里的“宏毅”其实就是不流于俗的志向。

龙梦荪在《曾文正公学案》中认为，曾国藩品德、事业、学问上的成就所以光辉千古，就在于他品性的强毅和谦谨。他说：曾国藩作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养和事业学问都取得了巨大成果，可以称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妇人小孩也钦佩他。他是如何取得这么巨大的成就呢？我拜读过他遗留下的集子，反复研读，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从他品性的强毅、谦谨而来。正是因为他有坚强的毅力，所以才不断勉励自己去追赶前人的脚步；独来独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虽然碰到人世间比较艰苦的境地，也丝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难百折，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坚贞的人怀有必胜的信念，因此不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虚妄的人必然不可自信，这一点古人确实说得不错。正是因为他谦虚谨慎，所以总认为事情没有止尽，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决不敢有所怠慢。处理公务、事业，惟恐有所疏忽。因为事情变化莫测，推断有可能出现失误，所以经常思考并且广泛地征求他人意见；又因为国家公务千头万绪，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难以胜任，所以举荐贤能共同图议。他的学问之所以突飞猛进，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绩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确实所说日就月将，有本有源。”龙梦荪所举的强毅谦谨，薛福成所说的宏毅，虽然二者措辞略有不同，但大体上是一致的，相差不多。只不过薛福成是单就事业功绩来说的，龙梦荪兼谈了曾国藩的道德学问、功业文章，二者在意趣方面又有不同。曾国藩之所以强毅谦谨，自然是因为禀性倔强，不愿自甘于颓废消沉；也是因为天资淳朴，不敢妄自尊大。曾国藩说自己事业有成，是因为拙朴诚实。这种说法当然是有目的地去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事业上取得的功绩又未尝不与其立志不流于俗人及其坚韧的个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凡实施一项谋略，办一件事情，一定不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世人的议论。

曾国藩曾说过，“从前建立海军，首先提议的是江忠源；安庆之围一事，提议的是胡林翼。在那以后，我办理海军，第一次败在靖江，第二次败在湖口，将士们都愿意放弃水战而去陆战，坚忍维持之后再求振发；安庆没有合围的时候，祁门、黄德那里也危急，大家建议撤安庆之围，救援那两处，坚忍力争之后才改变大家的意见。孤军合围金陵这一百里之城时，大家的议论都是唯恐重蹈和春、张国梁的覆辙，反对这一做法，唯有本人不以为然，其后坚忍支撑，终于用挖地道的战术取得了成功。”

曾国藩兄弟对围攻天京意见不一，湘军内部也为此争执。扩而大之，清廷对此也有不同策略。开始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提出一个以追击李秀成军队为名，全面撤出雨花台，重新确定进攻方略的计划：此大局所关，一年二年之军势，不可不早为定计，若长扎雨花台，以二三万劲旅屯宿该处，援贼不来，则终日清闲，全无一事；援贼再来，则归路全无，一蚁溃堤。此等最险之招，只可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望弟早早定计。贼不解围，则忍心坚守；贼若解围，则以追为退，不着痕迹。行兵最要机局生少，弟在右安、安庆，机局已不甚活，至金陵则更呆矣。

尽管曾国藩苦口婆心，尽剖利弊，但曾国荃就是不为所动，坚决不从天京城下撤兵。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曾国藩不断劝说其撤兵，甚至搬出了“活兵”、“轻兵”、“呆兵”、“重兵”来说服其撤兵。

弟在军已久，阅事颇多，以后宜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轻灵，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飙风电驰电击，轻兵也，弟军积习已深，今欲全改为活兵、轻兵，势必不能，姑且改为半活半呆、半轻半重，亦有更战互体之时。望弟力变大计，以金陵、金柱为呆兵、重兵，而以进剿东坝、二溧为活兵，庶有乎！

曾国荃依然固执己见，杨载福也觉得不应就此撤兵。曾国藩写信与左宗棠商量，左认为曾国荃兵虽不能野战，但“亦不以退兵之说为然”。然而，周围的人却都认为曾国荃轻兵冒进，是不自量力，“众人藐视沅甫非能力之人”。纷纷建议曾国藩强令将兵撤回，另谋他法。这就使得曾国藩左右为难，了无定计。最终促使曾国藩同意曾国荃不从天京撤军，继续攻坚的是曾国藩经亲自考察后确信曾国荃能为才做出的。

只有受到伟大目标的激励，只有执著地追求有意义的人生，你才能在世界上做出一番了不起的成就。成就的大小与成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你的进取心和决断力。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为这两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你必须从现在开始就一定要努力培养这方面的品质，否则会一事无成。没有哪一个有成就的人不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达到目标的。一旦进取心消退了，我们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一旦动力消失了，我们就会随波逐流。

一个年轻人不是向上看，走上坡路，就是向下看，走下坡路。如果缺乏向上的精神，就一定会堕落。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力越差，就越应该尽可能多地利用这种品质以提升自己。如果你只有一项才能可以用来谋生，你就应该比拥有十项才能的人更加努力，更加充分地利用这种唯一的才能，这样才能阻止自己示弱性格的发生！

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人生平台

心态分两种，积极心态和消极心态。积极心态能发挥潜能，能吸引财富、成大事、快乐和健康；消极心态则排斥这些东西，夺走生活中的一切，使人终生陷在谷底，即使爬到了巅峰，也会被它拖下来。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积极的心态作为基础。他说：“古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许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积极的心态基础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他具体解释说：就像居室那样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会很牢靠。《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在诚字上，可以居为”，说的是诚信。大程子说：“道之浩浩，从哪里下手呢？只有立下诚，才有可以居住的场所。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生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曾国藩几乎从零开始，到一呼万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多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呐喊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身入局，认为这样，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势，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不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实际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寥寥，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不久即坚持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因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赏识，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险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又恶劣，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人们当然不愿死心塌地跟从了。因此，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两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云合影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即成立左宗棠军、李元度军；攻下安庆后不久，又令曾国荃回籍招募湘军6千；以后又成立李鸿章的湘淮军及淮扬和太湖两支水师，等等。各将领也深知部队多，战功多，既可多得利，又能获高官、掌大权，因而往往不待命就自行筹饷，招募新营。

同时，当曾国藩既任两江总督，又任钦差大臣之际，情况就更今非昔比了。不但南方省份封疆将帅，凡有升罢，曾国藩“皆与赞画”，而且，朝廷凡有大的举措，都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这时的僚属们自然感奋异常。“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郭嵩焘也说，“近来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

曾国藩的“台面”做得越大，他的僚属们就越有希望，越有干劲儿。难怪曾国藩开赴两江时，高唱挺进歌了。

凡是获取成功性格的人，都有这样一个体会：能站在高处，打量周围，把一切控制于手中。曾国藩能够有一种把场面做大的思想，知道要想获取成功性格，必须要有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