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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新风（第2页）

第三，建体制。

蔡元培把中外大学管理体制进行比较后认为，要使学校按既定方针办下去，不受校长一人去留的牵涉，就要建立起以诸教授为中心的教授治校体制，于是设立校评议会及聘任、财务、审计、图书、仪器、学生生活指导等各种专业委员会的制度，其精神是由教授民主治理学校，评议会由教授代表组成，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校长是评议会主席。

同时，他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生可以自由选课。于是北京大学课堂的秩序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在教育内容上，他提倡融通文理，融合中西文化，重视学生美育，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在招生制度方面，从1920年春天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他进一步主张“学术分校”。他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进一步主张“沟通文理”。1919年，北大进行改革，撤销文、理、法三科界限。全校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第四，养风气。

我国学者历来认为环境、风气对人才培养有着重要作用。在北大任教多年的林语堂深有感触地说：“我深信凡真正的教育，都是风气作用。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使一班青年朝夕浸染其中……学问都会的……因为学问这东西，属于无形，所求于朝夕的熏染陶养……古人所谓春风化雨，乃得空气教育之真义……”

蔡元培为改变旧北大的风气习惯，养成“人人见贤思齐，图自策励，以求不落人后”的良好风气，他注重校园文化，亲自发起或支持组织了各种有益的多种学生社团，以使学生就兴趣所近，发展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在各社团中互相磔砺，品学并进。进德会、新闻学会、平民教育演讲团、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会等都非常活跃。一时间北京大学社团体立竞秀，刊物百花争辉。事实表明：“讲学之空气成，人才必出。”

当时在北大旁听并做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就是新闻学会的会员。而这些社团的成员，如傅斯年、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后来在“五四”运动中，都成为了学生领袖。

第五，倡科研。

蔡元培认为，办好大学仅教书不进行科学研究是不行的。他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且欲救中国于萎靡不振中，惟有力倡科学化”。

因此，他到任后十个月，北京大学即成立了文、理、法三科研究所共九个，开国内大学设科研机构之先河。供高年级学生、毕业生、青年助教在教授指导下进行专题研究，写出研究报告或论文。同时还组织群众性各科目的研究会，使学生人人有机会进行学术研究。

第六，广交流。

蔡元培认为：“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术学于德。”从1907年起，他开始到当时世界科学中心德国进行研修；后来，他又赴日、德、法、英、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匈牙利、荷兰等国游学，了解世界科学发展的状况与趋势。

他先后拜会过科学巨匠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并邀请他们来华讲学。先后到北大来讲学的国际著名学者有德国的魏礼贤、法国的班乐为、美国的杜威等。这种高水准的交流对提高北大师生的学术水平与科研兴趣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改革北大，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效果，化腐朽为神奇。可以说，北大因蔡元培，才确立了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了伟大的教育家。

四

蔡元培在当北大校长期间，做得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是开放女禁。

那时，有一个勇敢的女生王兰，向蔡先生请求入学，蔡元培就让她到北大当了旁听生。这件事当时轰动了全北大、全北京。此后，招生时，就允许女生和男生一样地应考了。

就此事，他后来回忆说：“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北大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在那个时代，新的教育理念的施行遇阻甚多。为捍卫“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他也多次应战。

据顾颉刚的《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回忆，在“五四”运动前夕，蔡元培和林琴南曾经发生过一次有名的公开辩论，轰动了全国。

林琴南写信给蔡元培，攻击他主办北京大学以来“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引用土语为文学”。蔡元培于1919年3月18日写了一封公开信答复：“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这封公开信，通篇平实深沉，入情入理，不亢不卑，很理性地阐述了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且行文彬彬有礼，立论有据，令对手无法不折服。

五

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孕育了丰厚的文化背景，这些都离不开蔡元培的大力支持。甚至“五四”运动本身，也与他直接相关。

1919年5月3日，得知中国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亲自赶到蔡元培家里，将内情告知。

当晚，蔡元培就将消息通报给了学生代表，消息传开后，群情激愤。他们将定于5月7日举行的游行，提前到了5月4日。游行队伍出发前，蔡元培曾在门口阻拦，未能如愿。

当天晚上，火烧赵家楼后，32名学生被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北大学生群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他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他的营救方式，就是到一位段祺瑞所敬重的前辈家中说情，因为事态严重，所以老先生没能一口答应。他就从晚上9点一直坐到了12点，最终老先生同意一试。因为社会舆论压力，5月7日，学生被保释出狱。而蔡元培却在次日提出了辞呈，随后就悄然辗转天津后回到浙江老家。

他的辞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震**。甚至北京各中专以上校长，都提出了辞呈，而“挽（留）蔡”竟成了学潮难以平息的一个因素。在重大压力下，蔡元培终于答应7月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