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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的功与过（第1页）

王安石变法的功与过

对新法的反对几乎无一例外地出于理念上的因素。

君子不言利。假如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则必须舍利而取义，这是传统伦理最核心的内容之一。范仲淹的长子范纯仁，此时已成长为帝国政坛的一位干才，他就王安石的理财提出的原则上的诘难颇具代表性。这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七八月间，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便超越了具体设施的分歧而表示了原则倾向的不同。这一趋势后来被苏轼所继承发展，他在这年年底给皇帝上了一道长达七千余言的奏疏，提出了鲜明的政治观点：国家社稷之存亡在于道德之深浅，不在于强弱；王道历数之长短在于风俗之厚薄，不在于贫富。不用说，苏轼的理论不仅是本朝太祖、太宗定下的基本治国框架，更是三代以来形成的基本价值体系核心。如果王安石有悖于这个原则，那就不仅属于妄改祖宗法制的范畴，更重要的是背弃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攻击才真正代表了反对者的观念核心，也说明了安石的变法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众多的抗议浪潮和誓死抵抗。

与此相伴而来的是他们对安石的变法依据进行的分析和批判，这种理论上的是非定性一向是政治斗争进入高层次领域的必然要求。韩琦就认为安石动辄以《周礼》为证倡言理财是诬污圣典。范纯仁更直接地指出安石的内在理论其实就是管仲、商鞅之说，属于一种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而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的权诈理论。若照此施为，必将摇动人心而乱天下。在这个严峻的关头，政治理想上的异同造成的学术分歧同样相当严重，即使是有心维新的一部分人，对安石的主张也很难赞同。突出的代表是程氏兄弟程颢、程颐，他们是本朝杰出的哲学家濂溪先生周敦颐的学生，后来自成一家而成为所谓“洛学”的开山之祖。程氏兄弟一贯具有高尚的求道与治国抱负，大程早岁入仕，政绩显著，曾经一度参加过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小程早在仁宗时就以处士的身份上书皇帝，要求天子“建非常之功”。他们强调以王道仁义之心来求治盛世，自与安石取法先王之政而来的富国强兵之术相去甚远。

因此，二程自然也不能赞同新法，并指责安石重利轻义、学术支离。而王安石对程颢只懂王道之至正，不知王道之权宜也不以为然。安石曾嘲笑他的政治主张空想难行道：

“公之学如上壁。”

程颢亦反唇相讥，道：“参知之学如捉风。”这是说安石取法先圣而实未见道，如同捉风一无所得。

因此所有的焦点便归结到司马光所作的总结上，这也代表了司马光本人所坚持的政治原则。他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三月曾经往复与安石书信争论，指责安石尽变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表示了极大的愤懑与悲哀。自此以后，政治上的分歧演变成“变”与“不变”的鲜明对立，任何技术细节上的是否与成效的有无便不成为原则问题了。

王霸义利之辩、仁德刑名之争，由来久矣。在实际政治中，两种倾向其实都有所融合，表现为“以义为上”和“公利可言”、坚持原则与从权变通的有机统一。不过，任何一方都不能改变它们已经达成的某种微妙的平衡。王安石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他所主持的新法有意识地破坏了这个平衡，因此必将被一个无形的黑洞所吞噬。此后一千多年，熙宁新政一直处于一种被基本否定的境地，也是上述价值平衡系统自我防范机制作用的结果。

原则冲突之外，还有一点也不得不提。一个人政治上的选择总是与处世之道相表里，安石所以能触动传统信条，在于他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固有禀性与坚强的意志。而绝大部分士大夫们不遗余力反对变革，恐怕也有不少是害怕生事、惟恐世变的百年惰性在作怪，这在元老大臣一辈如富弼、韩琦、文彦博甚至欧阳修等人身上特别明显。本朝从来就不乏所谓思深忧重者，这不知是否与他们读了太多史书、听了太多的教训有关。然而忧患不引产奋发反而催生苦恼，那就真是连杞人忧天都不如。这与本朝在对外方面的懦弱不堪是紧密相关的，国弱正是源于人心之弱。

五代的丧乱使太祖皇帝懂得了统一与安定的重要性，也使本朝士大夫从此就对任何情况下的动乱深恶痛绝，欧阳修撰《五代史记》，便用通篇的“呜呼”表达了这种心态。可王安石与此不同。

神宗曾有一次问安石，有没有读过《五代史记》。

安石回答说不曾仔细看过，但见其篇首必曰呜呼而已。安石的意思是：哪里到了事事皆可叹的程度呢？

安石不同意亦师亦友欧阳修的看法，其实就是表明他与本朝以来的普遍情绪迥乎不同，他既不畏天，也从不怕事。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在立场上与所有的人分道扬镳了。

尽管从司马光、范纯仁到韩琦、富弼都掌握不少有力的原则依据，可在政治上依旧无法攻倒安石。神宗皇帝与安石的千古君臣之遇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传统原则也还拥有一些自我修正因素，并可为安石所援引：祖宗旧法固然不可轻废，但因循苟简却不能不除。若一切都是成法而子孙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更改？这一点是安石在回答神宗对“三不足”的询问时而提出来的，它的说服力足以压倒一切。安石还拥有一件法宝，那就是任何一项有作为的举动都必然会遭致流俗的反对，只有以道胜流俗，岂有坐为流俗所胜的道理？安石自始至终都坚持这样的信念，并不断以此来影响思于进取的神宗皇帝，因此改革派取得政治上的胜利是在意料之中的。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正月间，神宗在变法与反变法交锋最为激烈的“青苗法”上作了一个妥协：下诏重申禁止青苗钱对富户的抑配。在改革派来说，这种妥协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不失为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不过，诏下后安石心情仍十分抑郁，以称疾不出并请求辞位表示自己对天子隐隐的不满。这一多少带有向皇上示威意味的举动使司马光感到愤恨，他一变往日沉稳持重只在理论上对变法进行驳斥的作风，公开发难。司马光当时任翰林学士，具有代皇帝批答奏疏的权利，于是便在安石的辞表上以神宗的名义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使得安石勃然大怒，上章辩白。最后神宗以“诏中之语，失于详阅”的手札表示了歉意，仍旧希望安石继续执政。

这件事情是个契机，使两位素来在私交上并无过节甚至还十分友善的人从政见分歧走向了面对面的对抗。司马光这一行动同时也激起了安石采取强硬的政治手段为变法扫清障碍，这也是变法走向深入后的一个必然。

在一系列的压力下，首先是范镇上表求去，诏许之；接着御史中丞吕公著、参知政事赵忭同被罢职。三位中书舍人宋敏求、苏颂、李大临亦被罢卸知制诰之事权。安石特别对台谏官员进行了调整，数月之间，人员几乎全被撤换。早在此前，权知开封府郑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诰钱公辅等就因不同意新法而被解职外任，范纯仁甚至在安石的盛怒下降职左迁，富弼、韩琦、张方平等一班元老也早已自动挂冠求外。到了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初，欧阳修、曾公亮甚至包括一度与安石尚还不甚对立的陈升之也在无奈之下自请退位。在这先后，苏轼、苏辙与程颢、程颐两兄弟也离开了朝廷。最后是司马光，在九上辞表后终于未能被天子挽留，先是出知永兴军，三月份，请求致仕被批准，归居洛阳。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自此绝口不谈政事，只是在洛阳埋头于读书著述。这也许是大痛苦之下必有大无奈的缘故，但更多的是他以自己独有的儒家精神在磨炼斗志，用沉默来表示抗议。这与那些囿于个人进退与好胜意气而信口雌黄、造谣中伤的人相比，倒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与此相应的是又有一批新人步入帝国政坛的中枢要地，诸如安石的左右手之一韩绛入兼参知政事，谢景温进入御史台，曾布出掌司农寺等。不过，神宗在这些人事过程中仍旧巧妙地作了一些调节，他不顾安石的反对，先后进一步提高了御史中丞冯京和三司使吴充的地位。尽管冯京的擢升是安石为调离吕公著而不得不作的让步，但这两位确都是坚决地反对新法的人。皇上的这一举动表明一个想法已经开始抬头：作为天子是不能容忍对立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的，否则独一无二的神圣权威必然会受到动摇。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十二月十一日，韩绛、王安石两人同时拜相，与此同时，“保甲法”和“雇役法”两项重要举措开始实施，标志着变法运动进入了**。此后的两年，变法不仅继续深入而且逐渐开始产生效果。先是在对外方面，王韶这位继范仲淹之后本朝又一位杰出的治边人才，在安石的大力支持下，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招抚了一个较大的吐蕃部落，使二十万人归附大宋，本朝疆土也因此拓展了近一千二百里。此后，王韶不断乘胜进攻，最终在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将西夏以南的大部分吐蕃部落收服，彻底切断了吐蕃、西夏之间的联系，成功地实现了他早在八年前就提出过的使夏人腹背受敌的目标。这是自澶渊之盟以来的第一个重大的对外军事胜利。这一次成功的取得固然与王韶的经略之才和安石的正确方针密不可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使得帝国的国防边备有了较大的增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王安石主持下的新政方面，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是几个重要的变法举措实施推广的年份，继前两年的青苗法之后，雇役法再一次引起了广泛的反对，但由于安石的强硬对策，改革的趋势仍旧没能被反对派所动摇。

在取得胜利的同时总是要犯错误，这是历史上所有的激进者共同的毛病。安石对来自反面的意见过于敏感了，他在政治上排挤一切的做法使敌对势力空前壮大，这种局面使得本来属于一种正义行动的改革看起来倒成了少数人一意孤行的倒行逆施。历史上，在野的与受压制的一方似乎总是正确的一方，这种约定俗成的概念使得不少毫无原则的人跟着反对派同声谴责，也使得改革所面临的压力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即使安石从不畏惧所谓的天下怨谤，神宗却不一定能够无动于衷，更何况变法派内部本身并不都像安石一样具备这种不折不挠的天性而坚如磐石。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随着方田均税条约的实施特别是“市易务”这一机构的建立，更大的政治冲突终于爆发。

市易务的建立出自一位布衣之士魏继忠的建议，它的出发点是由国家来平抑京城过于波动的物价，打击垄断富商。其实质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物价低时稍增价买进，以保护普通商贩；物价高时则稍损价卖出，以保护平民。这一做法原先仅在京城实行，后来也逐渐推广到一系列重要城市和地区。这本是典型的国家干预政策，也是自古以来的常法，在理论上并无可厚非。但是，此中却有一个潜在的结果，即：政府同时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利润。这就又不免使反对派老调子重弹，发出所谓的义利之叹了。唯一尚在朝中的元老大臣文彦博便认为这是有损国体的行径，在他看来，堂堂大国惶惶求利，实在是无可容忍。

更直接的导火线是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八月“免行钱”的实行，这是市易政策推行后的一个附带产物。所谓“免行钱”，其实就是一种商业税，它规定京城各行业按利润厚薄交纳，税款付讫后即免除各行户对官府的无偿供应。不用说，这种手段因为能在保护商业的同时更能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所以同样为反对者所痛恨；另外，货币税收总是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对立情绪，加上收钱标准和具体实行也很难做到公平无误，因此再一次引起争议并不奇怪。不过，免行钱一事引起严重的冲突倒不在于上述几方面，这一次惹起麻烦的根子在于它的打击对象同时涉及到了政府机关、宫禁及皇族中的有关方面，具体而言，就是负责采办公家及宫廷用度的大小官员和宦官，以及参与某些垄断经营的部分皇族。正是这个缘故，此法在实行一年后，反对的呼声几乎来自各个阶层，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此法颇“不便”，甚至有消息说，两宫皇太后亦为此泣下。巧的是，自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七月至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京城一带地区滴雨未降，引起了严重的旱灾，朝野纷纷传言：此乃朝廷收免行钱之故。有一位地方官郑侠甚至密上了一张《流民图》道：若将一切掊克不道之政尽数罢去，十日之内再不下雨，即请斩臣首以谢欺君之罪。这下不由得神宗不慌了，四月初六，天子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下令暂停青苗、雇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岂料，诏下后果真雨下。天命虽不可畏但天意却高远难测，安石第一次感到了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