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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神经官能症的基本症候（第2页）

为了更好地表明基本焦虑的重要性，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性格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个体反应与上述案例情况做出比较。后者出现在健康人身上，他们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能够有意识地解决冲突性的情景，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正视冲突的存在和冲突的本质，因此不能够做出明确的决定。两种不同类型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最大一点不同，就是情景神经质更容易取得显著的治疗结果。对于性格神经官能症病例来说，治疗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结果不得不花上很长的时间，有时候治疗周期太长，导致很多患者都来不及等到那个时候。相比之下，情景神经质的问题更容易解决。为理解情景神经质所做的一次讨论，往往不仅是对症状的治疗，同样更是对病根的治疗。而在性格神经质的治疗中，因果治疗是通过改变环境来消除困扰的。（5）

因此，尽管在情景神经质中我们对冲突情景与神经性反应之间的强烈联系印象深刻，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在性格神经质中就不会出现。由于基本焦虑的存在，最微弱的刺激也可能会引发最强烈的反应，稍后我们会对此有更详细的介绍。

尽管焦虑的表现形式或者对抗焦虑的保护措施的变化范围都是非常广的，并且存在着一定的个体差异，但是基本焦虑多多少少还是一样的，它们仅仅是在范围或者强度上有差异。我们可以将其大致描述成一种自我感觉很渺小、无助、被抛弃和濒临危险的感觉，身处充斥着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和嫉妒的世界里。我的一个病人在她自发画出来的一幅画中就传达了这种感觉。在画中，她是一个瘦小、无助、**的小婴儿，坐在画面中央，周围是各种具有威胁性的怪物、人类和动物，正准备要攻击她。

在精神变态中，人们会发现病人对这种焦虑的存在有着很高的自觉意识。妄想症患者的焦虑仅仅发生在一个或几个特定的人身上；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周边世界潜在的敌意有很敏锐的自觉性，甚至由于太敏感了会将向他们展示的善意看作潜在的敌意。

然而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基本焦虑或者基本敌意，至少没有人意识到在人的一生中它所具有的分量和意义。我的一个病人在梦里看到自己是一只小老鼠，为了避免被踩到，不得不躲进洞里藏起来——这无疑描述出了她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举止。这并不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想法，事实上她非常害怕看到人，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对每个人最基本的信任的扭曲可以通过肤浅的信念来掩盖，即认为人们总体上来说还是挺可爱的，也可以用与他人敷衍性的友好关系来掩盖；对所有人怀有的蔑视心理可以通过随时随地的恭维来加以伪装。

尽管基本焦虑涉及的对象是人，但它可以完完全全剥离个人特性而转变成一种感觉，一种受暴风雨、政治事件、病菌、意外事故、变质食物威胁的感觉，一种被命运诅咒的感觉。对于受过良好训练的观察者来说，发现这些态度的基础并不难，但是要让神经官能症患者自身意识到自己的焦虑并不关乎病菌这类东西，而是人，则还需要经过高强度的精神分析工作。他对其他人的愤怒，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对某些实际刺激所做出的充分而又合理的反应，而是他对他人在整体上都存在着敌对情绪，他不相信所有人。

在解释基本焦虑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内涵前，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一个在很多读者头脑里都可能有的困惑，对他人产生的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构成神经质主要的组成部分，难道不是一种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只是程度稍轻的“正常”表现吗？当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区分两个观点。

如果“正常”一词是用在表示一般性人类态度上，那么我们可以说基本焦虑确实是一种正常的关系，它在德国哲学和宗教语言中被称作“生于忧患”（“Aur”）。这个词语想要表达的意义实际上是指，当我们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力量——例如面对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和意外事故——时会感到无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童年时的无能为力，但这种认识会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身体中并持续一生。与基本焦虑一样，这种“生之苦恼”当面对外界强大的力量时会让人产生无能为力的感觉，但是有这些力量并不意味着敌意的产生。

然而，如果“正常”是相对于我们的文化而言的，那么我们可以说：总体上，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他的生活没有足够的保障，那么经验会让一个趋于成熟的人在面对别人时有所保留，在选择信任别人的时候会更加谨慎，会越来越意识到人们的行为并不是很直率的，而是由胆怯和眼前利益所支配的。如果他是一个城市里的人，那么他会把自己也包括在其中；如果不是，他会在他人身上更清楚地看到这些问题。总而言之，他会形成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和神经官能症患者所持有的态度极其相似。然而，他们之间仍存在着这样的一些区别，年轻而成熟的人在遭遇人生的失败时并不会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也不会发现类似神经官能症患者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倾向，他仍然保持能给予美好和真挚友谊的能力，并且会相信它。或许这些区别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加以解释，健康人是在能够解决这些不幸的时候遭遇了人生的各种不幸，而神经官能症患者是在不能掌控这些遭遇的时候遇到了不幸，因为无力面对的结果，他们产生了焦虑。

基本焦虑对个人、对自身以及对他人有着特定的内涵，当基本焦虑发生的时候会伴随着自我的内在软弱感，这种情感上的孤独会让人更加痛苦。由于对他人存在着深深的不信任和敌意，所以在想要依赖他人而又不能实现的时候，就埋下了潜在冲突的种子。它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使这个人想要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在别人身上，希望自己能受到包容，被好好地照顾；然而由于内在基本敌意的存在，又导致他不能过多地信任并实施这一方案，这个人就不可避免地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寻找安全保障上。

这种焦虑越是无法忍受，保护性手段越是要准备得彻底。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主要的方法来保护个人抵抗基本焦虑：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第一种，一份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稳定爱情，都会是对抗焦虑的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其信条就是：如果你爱我，你绝不会伤害我。

第二种，根据是否关乎特定的人或者制度，顺从可以再粗略地进行细分。例如，在对标准化传统观点的顺从中，对一些宗教仪式或者有权势的人物的顺从会存在特定的顺从焦点。顺从这些规则或者遵守这些需要就成了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种态度有时会不得不采取“听命”的形式，尽管具体的“听命”形式会根据所要遵从的需要和规则的不同而不一样。

当遵从的态度不再依附于任何制度或者个人时，就会采取更一般化的形式，顺从所有人的一般愿望，避免任何可能会引发憎恨的事情。在这些情况下，个人会抑制自己的所有需求，抑制对他人的批判，宁愿让自己遭受侮辱也不做任何反驳，并愿意无分辨性地对其他人好。偶尔会有人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焦虑藏在行为当中。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知晓，并且坚定地相信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大公无私和自我牺牲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如此远大，甚至让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愿望。无论是确定形式下的顺从还是一般性的顺从，他们的信条是：如果我退一步，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顺从性的态度也可以通过爱来达到寻求安全保障的目的。如果爱情对于一个人非常重要，那么他生命中的安全感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爱情，他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这意味着原则上他会顺从别人的愿望。然而，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人们无法相信爱情，那么这种遵从的态度会直接导向于寻求保护而不是赢得爱情。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通过严格的顺从才能感受到安全感。他们心中有强烈的焦虑感，不信任爱情这种东西，所以实现爱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了。

第三种，企图获得对抗基本焦虑的保护是通过权力来实现的——通过努力获得实际上的权力、成功、占有物、崇拜，或智力上的优越感来获得安全感。在这种企图获得保护的尝试中，其信条是：如果我有权力，别人就不能伤害我。

第四种，获得保护的方式是退缩。它和之前所说的三种保护方式存在一个共同点：都存在着想要与这个世界进行角逐的某种意愿，用一种或者另外几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然而，保护还可以通过从整个世界中退缩来获得。这并不意味着钻进一片沙漠或者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它指的是实现对他人的独立性，因为一个人的外在或者内在需要再也不会受到影响了。就像拥有大量的占有物，占有的动机与寻求权力或者影响力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占有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只要占有或者囤积财物的目的是从他人身上获得独立，通常在享受这些财物的时候就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焦虑，并且会带有一种吝啬的态度，因为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对各种不测事件做出保障。另外一种实现外在独立性的途径则是最大程度地压缩个人需求。

例如，内在需要的独立性可以通过情感上与他人脱离联系来实现，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伤害或者失望了。这意味着要遏制住个人的情感需要，这种和他人情感脱离的表现就是不在乎任何事情，包括他自己。这一态度经常会在知识分子圈内发生，不拿自己当回事并不是说认为自己不重要而感到挫败，事实上，这些态度可能也是互相矛盾的。

这些退缩的方式和顺从或者屈服的方式存在着相似之处，因为二者都涉及对个人意愿的放弃。然而对于后者来说，放弃是为了获得安全感而更好地“听命”，或者说是为了更好地遵从他人的意愿。而对于前者来说，“听命”的想法根本不存在，放弃的目的就是想从他人身上获得独立性。因此，他们的信条是：如果我退缩了，我将不会受到伤害。

为了估计这些用于抵御基本焦虑的方式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能发挥多大作用，有必要考虑一下它们的内在强度。它们并不被一种满足快乐或者幸福的愿望所推动，而是为了获得保障的一种需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与内在驱动力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不具有影响力或者影响力没有那么大。例如，经验表明，为了实现自身志向而为之奋斗所带来的影响和性冲动的影响是一样大的，甚至还要更强大。

只要现实条件允许这样做，片面追求这四种方式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有效地实现他们所追求的保障。然而，通常情况下，这种片面的追求会带来人的人格在整体上出现萎缩的副作用。例如在一个需要女人服从家庭或者丈夫、遵守传统规范的文化下，一个女人采取了顺从的方式就会得到内心的安宁和很多次要的满足感。如果一个君主永不停息地追求权力和财富，那结果同样会获得内心上的安全感和事业上的成功。然而事实却是，通过直线的方式追求目标通常会遭遇失败，因为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或者由于太缺乏考虑和计划而使自己陷入了与周边环境的冲突中。从潜在的焦虑中获得的安全感并不是通过一种途径，而是多种途径，但这些途径本身又是不兼容的，这是很常见的。因此，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会被一种不可避免的力量驱使着想要主导每一个人，同时又想被所有人关爱和呵护；想要顺从其他人的愿望，同时又想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别人身上；想要和他人脱离情感联系，同时又渴望得到他人的爱。往往就是这些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官能症的核心动力。

最容易招致冲突的两种方式就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会对这些内容做进一步的详细分析。

我所描述的神经官能症的结构总体上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冲突，即神经官能症在本质上是内在驱动力与社会需求或者是“超我”展现形式之间的冲突。尽管我认同个人追求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是每种神经官能症不可或缺的引发条件，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充分条件。个人愿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神经官能症的发生，却有可能导致事实上的人生限制，也就是对于欲望单纯的克制和压抑，或者用更简单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会遭受现实中的痛苦。只有当这种冲突导致焦虑产生了，而且企图缓解焦虑的防御性措施反过来导致了种种不可抗拒的倾向发生，但彼此之间又互不相容时，人们才会患神经官能症。

（1）　我在这里并不打算解释“心理治疗要追溯到多远的童年时期”这个问题。

（2）　参看大卫·李维：《兄弟竞争实践中的敌对模式》，载于《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第6卷（1936年）。

（3）　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

（4）　上述观点在总体上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并不一致，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生物学的特定现象，而是受文化的影响所产生的后果。由于这种观点被几位学者（玛丽洛夫斯基、波姆、弗洛姆莱西等）讨论过，我只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中可能导致俄狄浦斯情结产生的因素：由于**不协调导致的婚姻不和谐；父母无限制地滥用权威；严禁孩子有性发泄；让孩子保持童真并在情感上依赖父母，否则就在情感上孤立他们。

（5）　在这些病例中，神经分析并不必要，也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