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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焦虑（第2页）

但是，更常见的情况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并没有这样的自觉性，这一过程往往就自动发生了。然而，他们和正常人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决定的意识程度，而在于所得到的结果。神经官能症患者竭尽全力所能得到的不过就是消除了焦虑的特别表现形式，正如女孩消除了对强盗的恐惧。我并不打算低估这样的结果，它可能具有一定的实际价值，并且在提高自尊心方面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心理学价值，但是由于这些结果容易被高估，那么指出其负面影响就变得尤为必要了。（4）事实上，不仅人格的动力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当神经官能症患者失去了内在紊乱的现象时，他同时也失去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动力。

不顾一切地克制焦虑在很多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总是不能被人们正确地认识到。例如，攻击性在某些情境下很容易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表现出来，并被认为是实际敌意的直接表达，然而实际上这可能是在面临被攻击的压力时，不顾一切所展现出来的对胆怯的克服。尽管敌意往往会实际存在，但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夸大了他所实际感受到的攻击性，他的焦虑激发了对胆怯的克服行为。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就会陷入错把这种莽撞当作是实实在在的攻击的危险。

减缓焦虑的第三种方式就是麻痹自己。在有意识的情况下，通过酒精和药物或许可以达到麻痹的作用。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尽管这些方式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联系。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因恐惧孤独而投身于社交活动中。不管这种恐惧是被明确意识到的，还是仅仅是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它都不可能改变这一情形。另外一种麻痹焦虑的方式就是沉浸在工作中，这可以从工作所具有的强迫性以及节假日所产生的不安中表现出来。同样，这也可以通过对睡眠非规律性的需要表现出来，尽管过多的睡眠并不能更好地消除疲劳。最后，性行为会被认为是缓解压力的“安全阀”。长久以来，人们认为焦虑会引发强制性的**，但并没有意识到这对各种形式的性关系来说也是成立的。对于那些把性行为当作消除焦虑的主要手段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得到性满足，哪怕是片刻的满足，都会陷入烦躁与愤懑中。

逃避焦虑的第四种方式是最彻底的，那就是避免会引发焦虑的各种情形，包括想法、感受等。它可以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如害怕潜水或者登高的人会避免做这些事情，更准确地讲，人们可以自觉地意识到焦虑并下意识地避免。然而，他也可以在仅仅是模糊地意识到或者完全没有意识到焦虑的存在的情况下避免这些活动。例如，他可以在没有意识到焦虑的情况下在与焦虑有关的活动上拖延时间，迟迟不做决定，拖延不去看医生，不去写信；或者他可以“伪装”，主观地相信他十分关注的事情，如参加讨论会，向雇员发号施令，将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但这些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或者他“假装”不喜欢某些事情，并基于此而不去做。因此，一个即将参加聚会的女孩会因为害怕自己被忽视，而使自己相信她是不喜欢社交聚会的，并以此为借口避免参加这种聚会。

如果我们进一步去探究这些自动性逃避的行为会在什么地方发挥作用，我们就会接触到一种抑制状态。抑制状态就是缺乏一定的能力去想、去做、去感受一些事情，其作用就在于避免由此所引起的焦虑。这时，意识中不会存在任何焦虑，也没有能力凭借自觉的努力来克服这种抑制的状态。例如癔症性失明、癔症性失语，或者肢体麻痹症。性冷淡和**就代表了这种抑制状态，尽管这些性抑制状态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在精神领域，抑制状态常表现为精力无法集中，不能形成或表达自己的观点，无法与他人正常交往，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现象。

多花费一些页码来列举一下各种抑制状态，以便读者对抑制状态的形式种类和发生频率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做或许是值得的。然而，我更愿意给读者留下自我回顾的空间。因为抑制作用在现代社会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也是非常容易被识别出来的。然而，我们仍然需要简要地考虑一下那些能使人意识到抑制情绪存在的先决条件。否则，我们会低估抑制的发生频率，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抑制作用到底发生了多少次。

首先，我们要有做某些事情的愿望，接着才会意识到有没有能力去完成。例如，首先我们要有在某一领域的雄心壮志，然后才能意识到在该领域有哪些抑制作用。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难道我们不能随时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吗？确实不是这样，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情景：一个人正在讨论一篇论文，他同时拥有自己对于该文章的批判性意见，一种微小的抑制作用会通过不敢表达批判性意见而表现出来，强大的抑制作用会阻碍他组织自己的思路，导致他在讨论结束的时候或者在第二天早上，才会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同样，抑制作用可能强大到让你根本无法形成批判性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假定他能感受到自己有不同的见解，他也会倾向于盲目地接受别人说的话，甚至认同。他不会对抑制作用有任何的感知。换句话说，如果抑制作用强大到能阻碍个人的愿望和冲动，那么抑制作用的存在根本不可能会被意识到。

当抑制作用在人的生命中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时，第二种会阻止意识出现的因素就是宁愿去相信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例如，如果一个人对任何形式的竞争性工作都会感到强烈的焦虑，每次努力尝试工作都会变得疲惫不堪，那么这时他会认为自己不够强大，不能胜任任何工作。这种想法保护了他，如果他承认了抑制作用的存在，他就会转而回到工作中，由此将自己置于可怕的焦虑之中。

第三种可能性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文化的因素。如果抑制作用与文化赞许的抑制状态形式或当前的意识形态相一致，那么人们永远无法意识到抑制作用的存在。一个具有严重抑制倾向的患者从不敢靠近女人，他不会意识到自己被抑制作用阻碍了，因为他依照着“女性是神圣的”这样一种看法来看待自身行为。在谦虚是一种美德的教条下，人们很容易产生不敢有所求的抑制倾向。抑制倾向会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尤其当它作用在对政治、宗教等利害相关领域中居于主导的教条主义的批判性思考上，当人们接受惩罚、批判或隔离时也不会感受到焦虑的存在。然而，为了准确判断这种情况，我们必须理解各种各样的个人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批判性思考的缺失并不一定意味着抑制作用的存在，它很可能由于一般的懒惰性思想，由于愚昧，或者因为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教条主义恰巧吻合。

这三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让我们无法识别失能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学家也很难发现这些失能性倾向。但是，假设我们能识别所有的失能倾向的发生，对于发生频率的估计仍会低于实际水平。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反应都考虑在内，即使有些正处于日臻成熟的过程中，在我们心里依然相信自己是能有所作为的，但是与此相关的焦虑却对行动本身发挥着某种影响。

首先，从事一种令人心生焦虑的活动会产生一种紧张、劳累，甚至筋疲力尽的感觉。例如，我的一个病人虽然已经康复，不再惧怕走在大街上，但对此仍存在着相当大的焦虑，周末走在大街上时会感到身心疲惫。实际上，他能做很吃力的家务而且不会感到一丝劳累，所以这种疲惫并不来自身体上的虚弱，而是与在室外走路有关的焦虑所造成的。虽然焦虑已减少到能使其外出行走，却没有少到能让他不受任何影响而摆脱疲惫感。现实中，很多归结为过度工作的机体困难并不是由于工作负荷大，而是因为工作造成的焦虑，或者与同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

其次，与某种活动相关的焦虑会造成该功能的损伤。例如，如果发号施令会让人产生焦虑，那么这种命令就会以一种辩护的、徒劳无效的方式发出来；如果骑马会造成人的焦虑，那么这个人就会失去驾驭这匹马的能力。人们对这种情况的意识程度是因人而异的。他们可能会意识到焦虑会阻止自身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来执行任务，或者只是隐约地感觉到自己不能把某件事情做好。

再次，与某种活动相关的焦虑会破坏该活动本身所带来的欢愉。这对于轻微的焦虑来说是不成立的；相反，轻微焦虑还会产生额外的热情。怀着轻微焦虑的心态坐过山车会让过程变得更加刺激，但是在强大焦虑下则会让人觉得这是种痛苦的折磨。与性关系相关联的强大焦虑会使他们完全不能享受到**的乐趣，如果这个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焦虑在作祟，那他便会认为性关系本身毫无意义。

最后一点可能会让人有些困惑，因为我在前文中提过对某事的厌恶可能是为了避免产生焦虑的一种方式，在此想表达的是厌恶可能是焦虑发生的后果。事实上，上述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厌恶感既是避免焦虑产生的手段，也是焦虑作用后的结果。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就让我们明白了理解心理现象是多么困难。心理现象往往错综复杂，它们互相交织在一起，除非我们下定决心去考察无数交织在一起的行为，否则我们不可能在心理学领域取得任何进步。

讨论我们如何才能防御焦虑的目的并不是想把所有的防御机制都详尽无遗地展示出来。事实上，很快我们将了解到彻底防止焦虑发生的办法。我之所以关注这些，是为了证明这样的一个主张，人们实际拥有的焦虑可能比意识到的还要多，有些焦虑虽然没有被意识到，但依然存在；同时也是为了指出一些能够被人发现的焦虑的共同之处。

简而言之，焦虑可能发生在身体不适的感觉之下，例如心跳加速、身体疲惫。一些看似正当合理的恐惧也会揭示出焦虑的存在。这种隐藏的力量可以驱使我们借酒浇愁，或沉浸于各种娱乐消遣中。我们会经常发现，这种焦虑使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或者去享受某些事情，我们也会发现，焦虑是隐藏在种种抑制作用背后的推动力量。

由于接下来要讨论的某些原因，我们的文化使每个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个体都产生了大量焦虑。因此，事实上每个人都会建立我之前提到过的这种或那种防御机制。神经官能症患者病得越严重，人格越容易被这些防御机制所渗透和把控，他不能去做或者没有想到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管根据他的活力状态、精神状态和教育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去做。神经官能症越是严重，展现出来的失能倾向就越多，并且会更加微妙和强大。（5）

（1）　弗洛伊德在他的《神经分析新论》中的《焦虑与本能生活》一章中，对“客观的”和“病态的”焦虑做了类似的区分，并将前者称为“对危险的明智反应”。

（2）　这仅仅是对弗洛伊德基本发现中的某一方面的一种阐释，即无意识因素的重要性。

（3）　参看桑多·拉多：《过分焦虑的母亲》。

（4）　弗洛伊德总是强调这一点，即症状的消失并不能代表病被完全治愈。

（5）　舒尔茨·亨科在《精神分析绪论》中特别强调过Lue的重大意义，即在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人格上和生活中所发现的“空白和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