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0章总理黄河都御史
“————著中书舍人擬詔,迁环庆路都部署马怀德为定州都部署————”
在寂静的朝上,赵禎看似若无其事地下达了圣意,至於迁杨文广为定州知州一事,则因为在方才的眾议表决中並未得到大多数的赞同而暂时搁置。
而就在群臣们以为今日的早朝总算可以暂时告一段落时,殿內突然又响起一个脆声:“臣赵暘有奏!”
有完没完了?
不是五日后再议么?
满殿的文官们人都麻了,修起居注兼判三司盐铁勾院蔡襄皱眉道:“赵司諫方才明言,若此议不成,当日不做再议,何故出尔反尔?”
要不是忌惮这小子终归是官家跟前的宠臣,他就有心要参这个纠缠不休的小子一个欺君罔上的大帽子罪。
只见在眾目睽睽之下,赵暘瞥了眼蔡襄,哂笑道:“杨文广一事不做二议,难道知河之事也提不得么?”
殿內群臣想起前一阵这赵暘曾与大名府留守程琳、河北转运副使燕度二人联名上奏,恳请朝廷出资整治黄河,既包括前些年刚决口、但已由燕度带人修葺过的澶州一带水域,也包括黄河改道后形成的“北流”。
对手这份奏案,殿內君臣早在赵肠尚耒回到景师时就已经几次商討过,因此也无人不知其中详细,不必再过多解释。
至於討论结果,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
难道在经过赵暘等人的提醒后,这些位京朝大臣依旧盲目乐观地以为“北流”可以支撑许久?
那倒也不是。
其中关键,说到底还是两个字:缺钱!
没错,赵暘在这份奏案中一张口就是“两千万贯”的预算,而宋国一整年的税收也不过一亿多点。
或有人会觉得,一亿多贯不少了,问题是这一亿税收仅仅只在理论上,实际操作存在一个“消耗”。
就像从后方运粮至前线,往往是“十齣七至”,即后方运出一百石,前线往往只能得七十石,剩下的三十石则在运输过程中被押运人员给消耗了。
税收也是这个道理,理论上过亿的税收,真正到国库帐面上的,大抵只剩下七、八千万贯左右一所幸这还是在仁宗朝,到了神宗朝,这个数字越发缩水,仅只剩下六千多万贯。
接下来再算算宋国每年的花费。
首先是军费一项。
曾经禁军每月俸禄,按上、中、下三档区分,分別为上军一贯、中军五百文、下军三百五十文。
厢军则更低,大概二三百文。
若换算成年俸,大抵是十二贯、六贯、四贯二百文,及三贯左右。
而自赵暘提出要提高禁军待遇后,由枢密院下达法令,国內这四等军士,待遇皆有所提高。
首先时驻京的、二十万不到的“上军”,年俸提为二十贯,提高了约六七成;其次是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军与下军,则分別提升至十贯与六贯,大抵亦提高了六成半左右。
唯独厢兵最少,每人每月仅增加了一百文。
那么问题就来,现大宋有驻京上四军禁军约二十万,六十万中军与下军,二十五万左右厢兵,试问一年开销大抵是多少?
合计约一千万左右。
要知道,这还只是这拢共一百二十余万“禁厢”军一年的俸禄,並不包括吃食,也不包括將官级的俸禄,更別说武器、防具的新造与修缮,以及战马的吃用,培育等等。
保守估计,宋国一年的军费开支最起码在四千万贯以上一切记这还是在和平时期,而非战爭期间,否则若再额外增算搞赏、抚恤,那更是难以计算了。
算完军费,再来算官员开支。
据史料记载,神宗前北宋官员正式编制为两万五千人,吏员二三十万,年俸总支出大抵在一千二百万贯左右。
鑑於当前距神宗继位还有近十五年左右,略少算些,就算一千万。
单这两项,开支就已经接近六千万,距离七、八千万的实际税收数字仅剩寥寥一两千万。
这还未计算皇家及宗室的享俸,节度使的赐享,朝廷承办祭祀、科举等大型庆典的花销,救灾賑济的费用,修葺南北方漕运的费用,还有各州县的公使钱,等等等等。
临末还要额外拨出一笔款给辽国与西夏作为“岁赐”,虽说不算台多,但起码也价值上百万贯钱。
这样算下来,宋国財政每年確实剩不下几个钱,不入不敷出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何谈下拨二千万贯给赵暘用於大力治理黄河?
因此朝中官员目前的態度是:黄河確实得修,但钱————没有。
当然了,这里所说的“没有”,指的是眾人怀疑是否真的需要多达两千万贯钱,或者说值得不值得,倒也並非真的凑不出来,毕竟当前还是仁宗朝,国家財政还远不像歷史上日后神宗朝那般窘迫,逼得神宗与王安石不惜以竭泽而渔的方式来从民间筹集財富以维繫国家財政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