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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伙伴（第2页）

我赶紧恢复平静表情，直摇头说没什么。回胡同的路上，她雀跃得很，一蹦一跳的，像是吃到了零食般的满足。真怕她把醋瓶的醋再洒一些，回去挨打。

“你还没说你叫什么呢？”

“李冰鹤。”

“李……冰……鹤……”她重复着念着，“你的名字可真好听。谁给你起的？”

“我爸。”

“你爸真会起名字！晚上咱们一起玩捉迷藏吧，我住在这条胡同的最后一家，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你有弟弟妹妹吗？”

“我有一个弟弟。我住在那条胡同的第一家。”90年代，家家户户都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的组合。他们对“儿女双全”好像有执念。个别的家庭三个孩子，最夸张的一家有七个孩子，最小的是男孩。我没见过独生子女，起码在周家庄村没有。

就这样，我和程元夏成了朋友，她也是我的第一个朋友。

96年的夏天，我尝到了别样的童年快乐。

一吃过晚饭，我和元夏就迫不及待地带着弟弟妹妹玩捉迷藏，去附近的菜地偷西红柿和青茄子。我第一次知道茄子可以生吃，元夏让我尝，我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嚼了嚼，又吐掉，她不死心，让我再咬一大口，我看着她，又尝试狠狠咬了一大口，边嚼边说，也没有那么难吃嘛，随即两个人哈哈大笑；遇到起风时，我们拿着买完菜剩下的红色、黄色、白色塑料袋，用根线绑着，跑到田地里逆风奔跑，看谁的袋子飞得高。风筝，是我后来在课本上才见到的。

当麦子还是绿色时，我们会拽断几枝，或蹲或站或盘腿坐在家门口两侧的石墩上，一颗一颗地挤出白色的麦仁，放在嘴里，软软的，甜甜的，混合着淡淡的麦香味。麦子成熟被收割时，我们就去捡没有被收割机收走的零散残缺的麦穗，这时的麦仁已经变硬，我们学着大人用机器碾压的模样，用石头做工具，砸成小碎粒，再磨成黑灰色的面粉，当成是过家家的原料，再用小花、小草做点缀，假装吃上一口，再陶醉的来一句“可太美味了！”。

跟在元夏屁股后面，也认识了胡同里的几个同龄孩子：

她所在胡同里的浩浩，城里来的小孩，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皮肤白白的，还会游泳。这儿是他姥姥家，每年暑假都会来。他教我们如何把背放平，如何摆手，呼吸。我们都不会游泳，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还检验我们的姿势标不标准，做的好的，还会夸“你真棒”，我喜欢听他说话，听着舒服。浩浩有个姐姐，听说画画很好。他答应我，等下次姐姐来，一定让她教我学画画；

我所在胡同的芝芝，家住在我家前面，我家的院子能看到她家的后窗。每次见芝芝，她都穿着漂亮的花裙子，像个小公主。她家是这两条胡同里唯一有彩色电视机的，她不止一次邀请我们去家里看中央一台的大风车和葫芦娃，我们都笑着摇摇头说不用了。

她家的门比其他人家的都高，且高级。别人家的门是两扇，推开就全部推开了。她家的门，大门上有个小门，进出都从小门跨进，大门是固定不动的。门两边的石墩子也比别人大，别人家的石墩子是个扇形，她家是正方形，大小足够两个小孩坐，很阔气。她的妈妈和别人也不一样，别人是笑，眼睛也在笑，她笑，让人有种说不出来的距离感。只要她家大门一响，门外的我们会嗡得一下跑散开，然后就会听见她温柔地说：“芝芝，快回来午睡了，睡醒了再玩。”芝芝有个在外地上学的哥哥，我们从未见过。

卖菜家的三个孩子：老大佳佳、老二婷婷、老三涛涛。她们姓付，就在红家的隔壁，这几条胡同的人买菜基本都是去他们家。奇怪的是，老二有名字，他们家或者其他人都不叫，只叫二女。比如饭点在路上遇到问“去哪儿？”，对方会说“二女家”，而不是说去买菜。后来，我们也干脆叫二女，二女姐姐，二女弟弟。付家的几口人个子都不高，付爸的大拇指是残缺的，我们问为什么，他们却说不知道，元夏说他们肯定有秘密。

二女偶尔会偷一些长得歪瓜裂枣的黄瓜、西红柿给我和元夏吃。别看模样不好，味道却比长得周正的蔬菜还要好。她再三叮嘱我们：千万不能告诉她姐或弟弟！他们知道，爸妈就会知道。为了不让她挨打，我们守口如瓶；

卖肉黑娃叔家的蛋蛋，大名叫庄超，他家的店铺就在付家隔壁，附近的人买肉都会去他家。两家中间隔着废弃工厂的大门。蛋蛋长得跟年画娃娃似的，手背的关节处是一个个小肉坑。轻捏他的脸蛋，就像拉皮筋一样有弹性。

黑娃叔皮肤黝黑，身材圆滚滚的，脸上的皮肤坑坑洼洼，声音粗狂，说话的声调特别像跟人吵架。每次去买肉，他都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拿着刀切割半扇猪，动作娴熟利落，刀起刀落，什么五花肉、里脊、排骨、猪蹄很快就被分割好，摆在不同的盘子里。

他家新出炉的卤肉香，隔一条街也能闻得见。卤肉料包是蛋蛋妈的秘方，配料从不摆在明面上，卤肉锅里也只有一个白色的卤料包或沸腾或静止。有人玩笑似地说让她公开一下，自己也好在家试试，蛋蛋妈让他滚远点儿。还真有好事的人偷偷去翻她家的垃圾桶，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蛋蛋偷偷告诉我们，卤料包的渣早就被他妈带回家了，她会把料包倒出来分拣，有些被当做垃圾扔掉，少量的被二次加工，发酵一两个月后当做有机肥埋在土里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