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字迹在动。
喻迟盯着她用铅笔写下的那行警告——“如果你正在读这个,说明你的记忆已经被系统侵蚀”——笔尖在”侵蚀”两个字上留下了一道多余的划痕,像是一个预言在自我实现。
她已经不记得自己小时候是怎么学会写字的。她记得的是十岁那年,母亲把一支铅笔塞进她的手里,握着她的手指,在一张旧报纸上写下了她的名字。
“喻迟。”母亲说。“喻是告知的意思,迟是迟到。”
“为什么会迟到?”
“因为真相总是姗姗来迟。”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窗外的阳光正斜照进来,把她的侧脸轮廓投在墙上。她还记得母亲当时的表情,那种混杂着骄傲和忧虑的神态。
但现在,当她试图回忆母亲说话的声音时,她听到的只是一片寂静——一种被填充过多次的空缺。
系统在拿走她的过去。而她需要用这些纸,把过去固定下来。
但当她拿起铅笔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想起的不仅是母亲。还有另一个人。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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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前。二零三五年。
喻迟拿到律师执照的第三十七天。
她的办公室还没有窗户——在法律援助中心,有窗户的位置属于资深律师。她的写字台是一张别人淘汰下来的折叠桌,桌面上堆着十几份案卷。
电话响的时候,她正在吃一份便利店买的冷饭团。
“喻律师,有个女人在大厅里,说她需要离婚律师。家暴,丈夫是区里的公务员。她说如果没有律师愿意帮她,她就回去继续挨打。”
喻迟站起来。
“让她等我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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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敏比喻迟想象中更瘦小。
她坐在法律援助中心大厅的蓝色塑料椅上,脊背挺得笔直。她的左脸颊有一块淤青,右手腕上缠着一圈纱布。
“你今年多大?”喻迟问。
“三十四岁。”
“结婚几年?”
“十二年。”
“孩子?”
“一个女儿。八岁。”
“她看到家暴了吗?”
周敏的眼睛闪烁了一下。这是喻迟问的第一个让她产生情绪反应的问题。“她看到过。”周敏说。“两次。”
喻迟在周敏对面坐下,把双手放在膝盖上。
“你之前报过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