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的米饭有一股淀粉老化后的酸味。
喻迟嚼着第三口饭,突然停下。不是因为味道。是因为一段记忆毫无预警地浮现。不是那种被系统擦除的模糊记忆,是被气味触发的、鲜活得让她措手不及的记忆。
二零三九年。八年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时候的喻迟三十二岁,已经在刑辩领域打出了名声。她的办公室在三十八层,落地窗朝向海港。每天下午三点,阳光会斜切过办公桌,在桌面上投下一个温暖的光斑。她习惯在那个光斑里整理案卷。
电话是下午三点十七分响的。
“喻律师,我姓程,是法律援助中心的。我们这边有一个案子,被告是家政女工,被控杀害雇主。她指定要你。”
“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她说在报纸上见过你。去年那个冤案平反的案子。”程蔚顿了顿。“喻律师,这个案子很难。被告已经认罪了。”
认罪了。这四个字在刑事辩护中有一种特殊的重量。一旦认罪,无罪辩护的难度会呈几何级数增长。法官、陪审团、公众都会问:如果她没罪,为什么要认罪?
但喻迟接了这个案子。不是因为挑战性。是因为程蔚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被告说,她脑子里的记忆不是她的。”
那句话让喻迟的笔停在文件上方,墨水洇出了一个不规则的圆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次见林湄,是在看守所的会面室。
林湄比喻迟想象中更瘦小。骨架不大,但手掌宽大粗糙,指节处有多处裂口愈合后的痕迹。那是十二年家政劳动的印记。她穿着一件大了两号的橙色马甲,脖子上的蓝灰色围巾是唯一不属于看守所的物品。即使在室内,她也没有摘下那条围巾。
“你为什么指定我?”喻迟问。
林湄抬起头。她的眼睛很亮,但那是被过度擦拭后的亮度,犹如已经哭干了所有眼泪。“因为喻律师你帮过被冤枉的人。”
“你确定你是被冤枉的?”喻迟打开笔记本。“警方记录显示你承认了罪行。你告诉他们,你用厨房刀具刺了雇主三刀。”
“我记得我做了。”林湄的声音很轻,咬字却极其清晰。“我记得那把刀的重量,我记得血的味道,我记得他倒下去的样子。我都记得。”
“但是?”
“但是我身上没有血。”林湄伸出她的双手。那双手在喻迟面前摊开,掌纹里嵌着常年洗不掉的污垢。“我做了十二年家政。我知道怎么杀鸡,我知道血溅出来是什么样子。如果我刺了三刀,我身上应该有血。但是警察拍的照片里,我的衣服上只有一点点。”
喻迟记下了这一点。在现场勘查报告中,雇主被害的厨房墙壁上有大面积血迹喷溅。按照血迹形态分析,凶手身上不可能只沾了少量血。这个矛盾点在卷宗里被标注为”不影响主要结论”,但喻迟知道,在法庭上,每一个矛盾点都是一扇门。
“还有呢?”喻迟问。
“我记得我是从背后刺的。”林湄说。“但法医报告说,三刀都是从正面刺入的。”
喻迟合上笔记本。这两个矛盾点已经足够启动她的辩护本能。但林湄接下来说的话,让她在那个看守所会面室里坐了很久。
“喻律师,我觉得我脑子里的记忆不是我的。”林湄的手攥紧了那条蓝灰色围巾。“我记得我做了那些事,但那些记忆太干净了。像看电影一样。我感受不到当时的心情。我感受不到愤怒。我什么都没有感受到,但我记得所有的动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庭审持续了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