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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第十三章（第3页）

“先说绑架路线。受害者从学校门口的监控消失，到陈卫东带她进入拆迁区，中间要经过两条主干道、一个还在运营的菜市场、三个沿街店铺的摄像头。行凶者绕开了每一个摄像头。一个犯病状态下的人，做不到这种程度的路径规划。”

“再说作案工具。分尸用的手锯、裹尸用的黑色塑料袋、捆扎用的宽胶带，全部在案发前三天内从不同的五金店和便利店购得，分散用现金采购，没有一个卖家记得买家长什么样。”老符是公认的“轴”，不把话说清楚，他觉都睡不好，“三天时间，凶手踩点选择了最适合作案的废弃民房，把工具搬进现场，开始分尸。一个躁郁发作的双相患者，在亢奋和抑郁的交替时连按时服药都需要人提醒，能这么冷静地把每一个步骤落实到细节？”

“可他分尸分得乱七八糟，一看就是胡来。”组里的同事撇了撇嘴，不以为然地反驳，“那个分尸现场，看起来就不像个正常人干的。”

“这也是一处异常。”老符翻出陈卫东的病例，指着其中一行，“精神科医生说他‘在抑郁期连起床都困难、在狂躁期没有自残或者伤人的先例’。”

“那现场发现的遗书和法医鉴定的报告怎么说？”那个同事看了眼领导的表情，心领神会地继续反驳，“总不能说有人逼着他写的吧？现场没有发现任何打斗和反抗的痕迹。”

“最不对劲的，就是这封遗书！哪有这么干净的遗书？字迹工整，段落分明，没有涂改，没有泪痕，没有血手印，没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刚杀了人、手段残忍地肢解了一具尸体、决定自杀，能坐下来，这么心平气和地写完遗书？而且，这也根本不是遗书，这就是封写给我们看的认罪书，太刻意了！”

没人能回答。

没人写过遗书，也不能揣测一个精神病写的遗书，该是什么样子的。

案子因此暂时没结。

漫长的会议后，老符收拾完东西，去上厕所，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有人在议论。

——“这个老符，就是闲不住，明明铁板钉钉的案子，非往案中案上摁。”

——“凶手是精神病，抓到了都未必能判死刑。现在凶手自杀了，人……怎么也算找到了，受害人家属好不容易才接受现实，这个时候再去重启，说我们搞错了，让家属怎么受得了？又得闹！”

——“其实，我觉得符哥说的都在理。关键是没证据啊。没证据，那就是推理，说得再好也没用。”

老符默默地离开了走廊。

他一辈子没学会跟人解释清楚为什么自己觉得不对。

别人跟他讲规矩，他讲直觉；别人跟他讲证据，他讲直觉。

他知道直觉不能当证据用，但他就是不相信，就是“轴”。

他在第一线干几十年，蹲了几十年现场，对“正常”和“不正常”有一种本能的分辨——就像一个人吃了一辈子好饭，你给他端一碗馊的，他不用化验也知道不能吃。

但是老符听劝，他知道没有证据不行。

所以他利用所有能挤出来的时间，调休、周末、下班之后天还没黑的那一两个小时，把案发现场方圆内的几百米翻了个底朝天。

他钻过下水道，挨间推开废弃民房的门，找拾荒人打听，垃圾箱一个一个翻。那年夏天，城里连着下了好几场暴雨，他披着雨衣，穿着一双旧雨靴，在旧城改造的泥泞里一脚深一脚浅地走，把被雨水冲出来的杂物一件一件捡起来看。

没有找到书包。

他把范围扩到一公里，两公里，把附近所有可能藏匿物品的地方都搜了一遍，还是一无所获。

但一无所获本身，对老符来说也是一种证据。

如果是随机抢劫后丢弃，书包应该出现在某个垃圾箱或下水道里。如果陈卫东把书包带回了家，去陈卫东家勘查时就应该找到。如果书包留在陈卫东手里，遗书里没理由不提。

所以他更确信，那个书包是被某个人带走了，或许就是他要找的第二个人。

结案的压力越来越大，已经到了考察结案率的红线时间。

老符只能把那张书包的照片冲印出来，把这些怀疑写成了一份报告，再次把延迟结案申请递了上去。报告后面还附了他后来补充的内容——每一处后来去查过的地方，每一次排查的结果，每一个他觉得可疑但无法继续追查的线索，事无巨细，全部写在上面，像一本只有他自己会看的办案日记。

一个星期后，上级的回复下来了，肯定了他的分析，但认为证据不足以重启调查。

领导找他谈话，关上门，烟递过去，语气很客气：“老符，你是老同志了，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办案的规矩你都懂。没找到书包和目击人，那就是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能立案。现在不是你们工作那会儿了，现在办案，讲究的是‘疑罪从无’，程序正确更重要。没找到新的嫌疑人，就不能推翻已经形成的证据链。”

案子就这么结了。

这个案子，是老符退居二线前的最后一个案子。

他一生办过不少凶杀案，也有没有结的，唯有这个案子，是他最意难平的那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