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子之身:扶苏的身份与早期地位
扶苏,是秦始皇的长子。关于他的生母,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后世有传说认为其母是郑国人,喜欢唱郑地民歌《山有扶苏》,歌声柔媚婉转,秦始皇很喜欢听,便将这个儿子取名为“扶苏”。“扶苏”二字出自《诗经·郑风》中的“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有枝叶茂盛之意,寄托了父亲对这个儿子的美好期望。这个名字本身,就暗示着扶苏在秦始皇心中曾有着特殊的地位。
作为始皇帝的长子,扶苏在名义上拥有继承皇位的优先资格。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秦始皇在位长达三十七年,从十三岁继承秦王之位,到四十九岁去世,他始终没有正式册立太子。这与秦国此前的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自秦孝公以后,秦国逐渐形成了早立储君的政治习惯。秦惠文王、秦武王都是以太子身份直接继承王位;秦昭王在太子死后,三年内便立次子安国君为太子;秦庄襄王更是在尚未即位时,就早早立嬴政为继承人。
秦始皇对储君之位悬而未决的做法,显然是刻意为之。他“刚戾自用”,对任何人都不完全信任,包括自己的儿子们。在他的眼中,继承人的选择事关帝国的未来,必须慎之又慎。扶苏虽然是长子,但能否成为太子,秦始皇始终没有下定决心。
二、冲突的种子:政见分歧的萌芽
扶苏的品格,与秦始皇截然不同。史书记载,扶苏“为人仁”,“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他既有刚毅果敢的一面,又心怀仁厚,善于待人。然而,正是这种“仁”的品格,使他与推崇法家思想的父亲产生了根本性的矛盾。
秦朝以法家思想立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以严刑峻法治国,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更是将法家思想推向极致,推行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焚书禁言,任何对现有政策的质疑都被视为对国家根基的动摇。
扶苏却对儒家的学说抱有同情。他经常与儒生交往,欣赏孔子倡导的仁义之道。这种思想倾向,注定了他与父亲之间迟早会发生冲突。
三、坑儒事件:父子关系的转折点
秦始皇三十五年,一场震惊天下的事件彻底改变了扶苏的命运。
这一年,秦始皇信任的方士侯生、卢生未能找到长生不老药,还在背后诽谤秦始皇,随后逃之夭夭。秦始皇震怒之下,下令彻查咸阳城中涉嫌“妖言惑众”的方士和儒生,最终将四百六十余人活埋于咸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坑儒”事件。
面对父亲的雷霆之怒,满朝文武无人敢发一言。唯独扶苏站了出来。他向父亲进谏道:
“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这番话的意思是:天下刚刚安定,边远地区的百姓尚未完全归附,儒生们都在诵读和效法孔子的主张,如今陛下用严刑峻法处置他们,臣担心这会引发天下不安。
扶苏的谏言,在秦始皇听来无异于当头一棒。他刚刚用雷霆手段震慑天下,自己的儿子却跳出来为儒生求情,还搬出孔子的名号。这不仅是对他决策的质疑,更是对秦国立国之本——法家思想的挑战。
秦始皇的愤怒可想而知。他当即做出决定:将扶苏逐出咸阳,派往北方的上郡,担任蒙恬所率大军的监军。
四、上郡监军:放逐还是历练?
扶苏被派往上郡,这一决定究竟是放逐还是历练,后世史家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秦始皇对扶苏的变相抛弃。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就曾明确指出,古时候的太子都不领兵在外,让太子带兵,就是有意废立,晋献公对待太子申生就是如此。扶苏最终未能继承皇位,其决定性的时刻就在于被派去上郡监军。按照这个观点,秦始皇将扶苏外放,实际上就是将他从储君人选中排除出去。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秦始皇此举是为了历练扶苏,让他有机会建立军功、掌握兵权,为将来继承大统做准备。毕竟,蒙恬率领的三十万大军是秦朝最精锐的边防力量,扶苏作为监军,与蒙恬共事,既能积累军事经验,也能与军方建立联系。而且,蒙恬与扶苏关系密切,是扶苏的坚定支持者,这对扶苏来说无疑是重要的人脉资源。
从实际情况来看,两种解读都有一定道理。扶苏到上郡后,确实与蒙恬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然而,秦始皇将扶苏派往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疆,也意味着扶苏失去了在朝中积累政治资本的机会,更无法随时在父亲面前展现自己的能力。更为关键的是,扶苏离开咸阳后,秦始皇再也没有将他召回,甚至在此后的巡游中,都没有让扶苏随行。
五、沙丘之变:历史的转折
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东巡。这一次,他带在身边的儿子不是长子扶苏,而是幼子胡亥。随行的还有丞相李斯和中车府令赵高。
巡游途中,秦始皇在沙丘平台病倒,病情迅速恶化。临终前,他写下诏书,命人送给在上郡的扶苏。诏书的内容,据《史记》记载,是让扶苏回咸阳参加丧事。这道诏书并未明确说明要让扶苏继承皇位,但在当时的礼制下,主持丧事的人就是丧主,而丧主通常就是继承人。
然而,这道至关重要的诏书被赵高扣压了下来。赵高是中车府令,掌管皇帝的印玺和文书,秦始皇的诏书必须经过他的手才能发出。赵高是胡亥的老师,与扶苏、蒙恬兄弟素有仇怨——此前赵高犯法,蒙毅曾依法判其死刑,虽然秦始皇最终赦免了赵高,但这个梁子就此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