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景曜回到府里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他没有点灯。不是怕人看见——是习惯了。他在这座空荡荡的皇子府里住了十年,闭着眼睛都能摸到每一扇门、每一道槛。黑暗对他来说不是障碍,是掩护。他穿过正堂的时候脚步不停,衣袍带起的风把桌上那盆半死不活的文竹吹得晃了一下。
赵瑾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盏还没来得及点亮的纱灯,被萧景曜头也不回地甩了一句:“别点。”
“是。”
书房在内院最深处。不是最大的一间——最大的是正堂旁边那间,宽敞明亮,博古架上摆满了值钱的摆件,墙上挂着名家字画,谁来看了都要夸一句“七殿下好雅兴”。但那不是他真正待的地方。那是给人看的。
他真正待的是这间。藏在后院的角落里,门口种着两棵半死不活的石榴树,门板上的漆皮剥落了大半。推门进去,里面不大,一张旧书案,一把圈椅,一个樟木箱子,墙角堆着几摞落了灰的书。书案上什么都没有——没有笔墨,没有纸张,没有一本翻开的书。不像书房,倒像是间库房。
他走到书案前,弯下腰,把手伸到案面底下。手指在木板缝隙里摸索了一下,按住一个不起眼的凸起,往上一推。案面底下弹出一个夹层。他从里面掏出一叠银票,卷成卷,用油纸裹了三层,塞进腰带的夹层里。腰带的夹层是特制的——从外面看不出任何异样,但里面缝了一层软牛皮,刚好能塞进一卷银票。
银票是大通钱庄的,通存通兑,全国三十六家分号都能取。面额不大,最大的五十两,最小的十两,刚好够在任何一个分号取款而不引起注意。这是他攒了五年的。每次宫里赏银子,他都换成小面额银票,一张一张塞进这个夹层里。
然后他拉开圈椅,蹲下来,撬开椅子下面一块松动的地砖。地砖下面是空的——一个巴掌大的坑,里面放着一个旧钱袋。他把钱袋掏出来,掂了掂。碎银子,十几块,加起来大概二十两。不多,但碎银子比银票好用——住店、买饭、打点小吏,用碎银子不会引人注意。他把碎银子倒进随身带的荷包里,钱袋扔回坑里,地砖盖好,椅子挪回去。
然后他走到墙角那摞书旁边,蹲下来,从最底下那本书的封皮夹层里抽出一把匕首。
匕首不长,大约七寸,没有鞘。刀刃是黑的——不是生锈,是涂抹了碳灰做的哑光处理,在黑暗中不会反光。他蹲在那里,把匕首在手里翻了两下,确认刀刃没有生锈、刀柄没有松动。然后卷起裤腿,插进靴筒内侧的皮鞘里。那个皮鞘是缝死在靴筒内壁上的,刀插进去之后纹丝不动,从外面看不出任何痕迹。
做完这些之后他站起来,走到樟木箱子前面,掀开盖子。箱子里是衣服——几件旧绸衫,两条裤子,两双布袜。他从箱子最底层翻出一个枕头。不是他床上那个绣金线的软枕,是这口箱子里藏着的旧枕头,枕套已经洗得发白了,里面的荞麦壳沙沙响。他把手伸进枕套里,摸出一样东西。
一本假路引。
路引的纸张还很新,盖着幽州府的官印。印是真的——他花了三年时间、绕了三个中间人、花了两百两银子才弄到手的。上面的名字是“沈七”,籍贯幽州,身份是布商。他低头看了一眼那个名字——“沈七”。这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沈,是路边随便捡的姓。七,是他的排行。太敷衍了,敷衍到不会有人觉得这是个化名。太敷衍的东西最安全。
他把路引翻了两遍,确认纸张没有受潮、官印没有模糊,然后折好,塞进怀里贴身的口袋里。银票。碎银。匕首。路引。他默念了一遍,手指在身上几个位置依次按了按——腰带、荷包、靴筒、胸口。都在。从进书房到现在,不到半盏茶的工夫。
赵瑾站在门口,看着他做完这一切,没有说话。他见过这个流程。不是一次,是很多次。萧景曜每隔三个月就会把这些东西翻出来检查一遍——银票有没有受潮,匕首有没有生锈,路引的纸张有没有脆化。每检查一次,就重新藏回去,位置偶尔会换一换。这个人从十二岁回到京城的那一天起,就在为再次逃跑做准备。准备了十年。
“马备好了?”
“备好了。后门巷子里。”
“走。”
萧景曜从赵瑾手里接过一顶斗笠,扣在头上,压低了帽檐。他没有回头看那间书房,也没有看正堂那间摆满了值钱摆件的“门面”。他只是在经过内院的时候,脚步微微顿了一下。内院的正屋里,他母妃的牌位供在桌上。牌位前面供着一碟桂花糕——厨娘今天早上新换的。他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养成的这个习惯。只记得每年秋天桂花开了之后,他都会让厨娘做一碟,放在母妃灵前。母妃爱吃桂花糕,小时候宫里每年秋天都会做,她总是把最大的一块留给他。
他没有进去。只是站在院子里,朝那扇亮着烛火的窗户看了片刻。然后转身往后门走去。
后门外是一条窄巷。巷子里没有灯笼,只有月光从屋檐的缝隙里漏下来,把地面照得半明半暗。两匹马拴在巷口的拴马桩上,一匹枣红马,一匹黄骠马。枣红马是他平时骑的那匹,性子烈,跑得快。黄骠马是赵瑾的,耐力好,能跑长途。两个人都没带行李——马背上只有两个不起眼的褡裢,装着干粮和水囊。
萧景曜解开缰绳,翻身上马。动作很轻,没有镫响,没有马嘶。他把缰绳在手上绕了一圈,控住马头,沿着小巷慢慢往外走。马蹄上包了布,踩在石板路上只发出沉闷的闷响,像心跳。枣红马打了个响鼻,他拍了拍它的脖子,示意它安静。出了巷口是一条比较宽的街,街上没什么人,只有远处打更的梆子声,一下一下,拖得很长。他驱马往北走,赵瑾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得不快不慢,像是两个赶夜路的普通商客。
但他的预感在走到北城门的时候应验了。
城门多了一队兵。不是平时守城门的那几个披着旧皮甲的老卒——那些人他认识,值夜的时候经常偷偷喝酒,查人只看一眼路引就放行。现在站在城门下的是禁军。衣甲整齐,腰间挎刀,火把在城墙上烧了一整排,把城门内外照得亮如白昼。一个校尉站在城门正中,手按刀柄,正在盘查每一个进出城门的人。已经排了十来个人的小队,都是赶夜路的商贩和百姓,被拦在城门洞里,一个一个地检查路引和货物。
萧景曜勒住马,远远看着城门。火光在他的眼睛里跳动。他看见校尉拦住一个挑担子的老汉,把担子里的货物翻了个底朝天——萝卜滚了一地,老汉蹲在地上捡,校尉催他快走。又看见一个骑马的行商被拦下来,马背上的褡裢被解开,里面的东西倒了一地,校尉拿着路引对着火把看了又看。
查得比平时严了不止一倍。而且这些禁军的甲胄上,都别着兵部稽核司的铜徽——那是沈时渊的人。不是城防的人,不是巡城御史的人,是兵部稽核司直调的禁军。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沈时渊已经控制了城门。他料到他会跑,而且料到他会在今晚跑,料到他大概会从哪个方向跑。北城门是通往幽州、蓟州、辽东的必经之路——如果他真的要跑,一定会往北跑,因为往北出了居庸关就是北境,天高皇帝远,谁也找不到他。沈时渊连这个都算到了。
“殿下——”赵瑾压低了声音。
“看见了。”
萧景曜没有掉头。他牵着马,排在队伍末尾。轮到他的时候,校尉抬头看了他一眼。校尉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到下颌的旧刀疤,眼神很利。他看看萧景曜头上的斗笠,又看看他那匹枣红马,伸手示意他下马。
“什么人?出城做什么?”
萧景曜下了马,摘下斗笠,露出脸来。脸上是笑——那种他在斗鸡场里练了十年的笑,嘴角歪着,眼角耷拉着,三分痞气三分漫不经心。他把斗笠往马背上一搁,朝校尉拱了拱手,动作懒洋洋的。
“是我。出去办点事。”
校尉看清他的脸,愣了一下。然后抱拳行礼:“七殿下。”语气是敬的,但身体没有让开。他站得很直,一只手还按在刀柄上,目光从萧景曜的脸上移到他的马上,又移到马背上那个瘪瘪的褡裢上。
“沈大人有令,今夜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城门。”校尉说,声音不大,但咬字很清,“包括诸位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