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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新主（第2页）

“是。”冯七说。

洪武八年夏天，李煦在楝亭里设宴，请了几个江南的文人雅士。冯七在旁边伺候，端茶倒水，添酒上菜。客人们喝得高兴了，开始吟诗作对，你一首我一首，热闹得像唱大戏。李煦酒量不大，几杯下肚就红了脸，话也多了起来。他拉着一个姓沈的客人的手，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声音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忽然他松开沈客人的手，转过头来，看着站在一旁的冯七，醉眼朦胧的，目光迷离，像隔了一层薄雾。

“冯七，你也来一首。”

冯七愣住了。“大人，小的不会作诗。”

“不会作诗，就念一首。你读了那么多书，总不会一首都念不出来吧？”

客人们都笑了起来。笑声很轻，像风刮过竹林，沙沙地响，但冯七觉得那些笑声像针一样扎在他身上。他站在那里，手在袖子里攥成了拳头。他知道李煦不是故意让他难堪。李煦喝醉了，只是想热闹，想让大家都高兴。但他是个太监，在这些人眼里，太监就是奴才，奴才就是逗乐的。让他念诗，不是真的想听诗，是想看他出丑。

但他没有出丑。他深吸一口气，念了一首诗。不是他自己写的——他不会写诗——是赵珩教他的。赵珩在御书房里教他写字的时候，顺便教了他几首诗。他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一首：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念完之后，院子里安静了一瞬。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楝树叶子的声音，沙沙的，像有人在低声说话。然后李煦第一个鼓起了掌。掌声很响，在夜空中回荡，像一颗石子投入池塘，激起一圈圈涟漪。客人们也跟着鼓起掌来，看他的眼神变了，从轻慢变成了惊讶，从惊讶变成了尊重。

“好！”李煦大声说，“念得好！冯七，你藏得深啊！会念诗也不早说！”

冯七低下头。“大人过奖了。小的只是凑巧记得这一首。”

那天晚上，冯七在笔记上写道：“洪武八年夏，李大人设宴楝亭，命奴才念诗。奴才念‘独钓寒江雪’。李大人击节称赏。客亦赞。奴才不知其赞诗抑或赞人。但知赞与不赞，奴才依旧是奴才。”

他写完之后，看着那几行字，觉得“奴才依旧是奴才”这句话太重了。重得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上，喘不过气。他不想做奴才，但他只能做奴才。在这个时代，太监就是奴才，世世代代都是奴才，永远翻不了身。赵珩把他当人看，曹寅把他当人看，李煦也把他当人看。但他们是少数。绝大多数人看太监，看的不是人，是工具——会说话的工具，会走路的工具，会研墨铺纸、端茶倒水的工具。

他把笔记藏好，吹灭了灯，躺在床上。黑暗中，他摸着脖子上的玉扳指和铜钱，摸着枕头底下的那支笔，摸着枕头旁边的木匣。四样东西，每一样都是一个锚，把他拴在这个时代、这个地方、这个身份上。

洪武九年，李煦把冯七从书房调到了账房。冯七不知道这是升迁还是贬谪。账房管的是银子，比书房重要得多，但也危险得多。书房里出了错，不过是几本书的事；账房里出了错，就是银子的事，就是人命的事。

他到账房的第一天，管账的师傅姓钱，五十多岁，瘦得像根竹竿，脸颊凹陷，颧骨高耸，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厚得像瓶底。他把一大摞账本堆在冯七面前，推了推眼镜，从镜片上方看着冯七。

“这些账本，你一本一本地对。对不上的，标出来。”

冯七翻开第一本。密密麻麻的数字，看得他眼晕。他从头看起，一行一行地看，一笔一笔地对。看得眼睛酸了，就揉一揉；看得脖子僵了，就转一转。从早上看到晚上，从晚上看到深夜，看到灯油耗干了，才把第一本对完。

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筋骨，骨头发出咔咔的声响，像生锈的齿轮在转动。他走到门口，推开门，外面是沉沉的夜色，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无边的黑暗。他站在黑暗里，忽然觉得自己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的累。

他不知道自己还要这样活多久。一年，两年，十年，一辈子？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必须活着，因为赵珩让他活着。他必须写下去，因为赵珩让他写下去。他必须记住，因为这是苏公公最后托付给他、用命换来的嘱托。

那天晚上，他在笔记上写道：“洪武九年，李大人调奴才至账房。管账本，对银钱。日日与数字为伍，夜夜与算盘为伴。奴才本不通数算，今亦通矣。人皆可教，唯在愿与不愿。奴才不愿，然不得不愿。”

他写完之后，把笔放下，看着那行“不得不愿”四个字，忽然觉得这四个字写尽了他的一生。不得不愿，不得不活，不得不写，不得不记住。所有的“不得不”，加在一起，就是他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