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坨村小学的光荣榜统共只有半张挂历纸大,拿图钉按在传达室外墙上。红纸每年一换,旧的也不糟蹋,正好糊窗户缝,挡风。一九九四年冬天,姚华的名字第三回洇在那红纸上。墨吃得深,瞧着就比别的名字黑,跟盖了个戳似的。
校长姓于,退伍炮兵,说话像喊口令,一句话能把人顶一跟头。期末大会,他把姚华拎到旗杆底下,那手指头枯树枝似的,戳着成绩单:“语文九十八,数学一百,自然一百。”声音砸在冻硬的地面上,能砸出坑来。“都瞅瞅!这才叫念书!”
底下的学生仰着脸,哈出的白气连成一片雾。袁浩(外号大耗子)在第三排专心抠鼻子,他爹是村里杀猪的。去年光荣榜上也有他,在姚华下面隔五个人名。今年掉到第十五,回家挨了顿笤帚疙瘩,屁股肿得三天没敢挨凳子。
“介孩子,”于校长转身,冲着缩在人群里的张玉芬,声音低下来,可还是像打雷,“得去市里念。搁这儿,白瞎了。”
张玉芬裹着件灰扑扑的棉猴,袖口磨得发亮,能照见人影。她一个劲儿搓手,手上的冻疮裂了口子,渗血丝,风一吹,又冻住了。她张了张嘴,没出声,只点头。点得狠,嘎嘣脆,像要把脖子撅折了。
散了会,姚华留下扫礼堂。说是礼堂,其实就是间大点的平房,摆三十张瘸腿课桌,一推吱呀乱叫。扫帚划过水泥地,沙沙的,干巴巴的,像挠墙皮。于校长蹲门槛上卷烟,烟丝是自家种的旱烟,劲儿冲,呛得人直流泪。
“你爹呢?”于校长眯着眼问,烟雾把他脸都糊住了。
“知不道。”
“又喝去了?”
姚华没应声,把簸箕里的土倒进铁皮桶。土里有粉笔头、纸飞机、半块橡皮,橡皮上刻着“大耗子”,刻得歪歪扭扭,倒挺深。
于校长吐出口浓烟,那烟在冷空气里凝着,半天不散。“你妈不易,”他说,“你得争气。”
姚华点头。他早明白了——在这个家,争气是他一个人的活儿,像背着一座山走路,不能停,停了山就塌,先砸死的指定是自己。
回家的路得穿过整片菜地。冬天菜地秃了,垄沟结着冰凌,跟镶了牙似的。远处友谊罐头厂的烟囱冒着黄烟,那是加工午餐肉的味儿,油腻腻,黏糊糊,飘过来糊嗓子眼。姚华记得夏天这儿种满茄子,紫黑的茄子沉甸甸垂着,一个个跟沉默的拳头似的。
路过盐坨桥,他习惯性站一会儿。桥还是那么长,六百四十三米,一眼望不到头。冬天的风从新开河面上刮过来,像小刀子,专割脸。桥栏杆上的锈更深了,一块块往下掉,露出里头灰白的水泥,跟骨头碴子似的。桥上没几辆车,偶尔有辆拖拉机突突开过,车斗里装着冻白菜,绿叶子在风里硬邦邦地晃,像在打摆子。
姚华想起于校长说过,这桥修好才八年,比他还小两岁。可桥看着比村里五十岁的人还老。桥墩上留着夏天洪水的水痕,离桥面只剩一米多。赵鞋匠总叨叨,往后水更脏,鱼都得绝种。
家里倒是热闹。姚建国不知打哪儿弄来半瓶直沽高粱,正给几个酒友倒酒。桌上就两碟:一碟炒果仁儿,一碟蛰皮拌白菜心。酒友都是附近的闲汉,棉袄油光锃亮,脸被酒精腌成了酱萝卜色。
“我儿子!”姚建国瞅见姚华,嗓门一下子拔到房梁上,“全年级第一!杠杠的!”
酒友们跟着起哄,举起酒盅,咕咚就是一口。姚华低头钻进里屋,把书包挂门后。那书包是张玉芬用旧帆布改的,缝线歪得像喝醉了酒的蜈蚣。
外屋划拳声震天响:“五魁首啊!六六六!”
张玉芬在厨房蒸窝头,玉米面掺了点儿白面,蒸汽把窗户糊得严严实实。她透过水雾看儿子,嘴唇动了动,最后啥也没说,只掀开锅盖,捡出最圆乎的一个,掰开,夹了一筷子咸菜丝。
“趁热吃。”
窝头烫手,姚华左手倒右手。咸菜是入冬腌的芥菜疙瘩,齁咸,可就着窝头,竟能嚼出点甜味儿。
“校长说……”张玉芬开了口,又卡住。她用抹布擦灶台,擦了一遍又一遍,木头灶台快被她擦出火星子了。
“说啥?”
“说你能上重点中学。”
屋里静了一瞬。外屋划拳声恰好停了,只剩煤炉子呼呼的喘气声。然后姚建国的声音炸进来:“重点?哪所?”
“还没定,”张玉芬声儿小得像蚊子哼,“得考,还得……还得花钱。”
“花钱”俩字像两颗生锈的钉子,一下子把空气钉死了。姚建国趿拉着鞋进来,酒气能把人熏个跟头。“多少?”
“知不道,得打听。”
姚建国盯着儿子看,眼神浑浊,像在打量一件陌生的物件,掂量着值几个钱。许久,他转身出去,酒友们识趣,呼啦散了。那半瓶酒还剩个底儿,在桌上孤零零站着,怪可怜。
夜里,姚华梦见自己在考试。试卷上的字都在游,像水里黑压压的蝌蚪。他拼命写,笔尖却嘎巴断了,断口涌出黑汁,淹了整张桌子。
醒来天还没亮。他听见父母在说话,声儿压得低,像地底下暗河流淌。
“……把自行车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