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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外人员大搜寻 夏皮罗天津之行(第2页)

美国古人类学代表团到来那天,黄为龙以天津古人类学家代表的身份出现于众人面前。只是,身边多了一个监视他谈话的“领导人”。中美双方人员简单交流了几个学术问题,美国哈佛大学一名人类学教授便提到了“北京人”下落问题。接着,美国代表团首席代表豪威尔表示说,美国方面掌握了不少有关“北京人”下落的线索,他们很愿意与中国科学界合作,到天津来寻找“北京人”云云。

黄为龙听着老外们所言,心中高兴,但嘴上不敢接话,更不敢答应哪怕对方流露出的一点点要求。因为上面安排他出席今天这个会议,其谈话内容和调子早已定好,而有关寻找“北京人”的问题,恰恰超出了为他规定的谈话范围。于是,当豪威尔等人谈到这方面议题时,黄为龙只得把眼光投向身边监视他的那个“领导人”。而这个“领导人”由于事先也没想到美国人会提出寻找“北京人”的问题,同样不敢表态,便急忙给黄为龙使了个眼色。于是,黄为龙只好向豪威尔等人哼哈几句,匆忙将寻找“北京人”的事绕了过去。

美国方面当然不知黄为龙的尴尬和身后的政治背景,他们感到中方似无兴趣,也就不好霸王硬上弓,遂跟着转移话题,提出参观一下历史博物馆。

想不到这一小小要求提出后,又让中方人员好一阵惊慌,此时的美国人并不知道,历史博物馆早已变成了“红太阳博物馆”,那里除了“革命”加“斗争”,斧头加镰刀,几面红旗与几个革命烈士头部雕塑,并无“历史”可言了。更加糟糕的是,现在美国人屁股下坐的凳子和沙发正是从历史博物馆里搬过来的,如果美国人要去历史博物馆的话,那里连一张沙发都没有。怎么办?聪明的黄为龙于焦急中想出了一个点子:由他带着美国代表团在去历史博物馆的路上绕圈子,其余中方人员从另一条近道火速将沙发凳子等搬回历史博物馆。

主意打定,黄为龙乘美国人撤离会场时将这一妙法悄悄告诉了常馆长,正为此事急得猴跳的常馆长觉得可行。黄为龙得到示意,快步追上代表团,以地陪的身份领着全团人员在通往历史博物馆的途中慢慢绕开了圈子,绕了二十多分钟,估计那边的沙发、凳子已经搬过去并且摆好了,这才带着全团人员大模大样地来到由历史博物馆改造的“红太阳博物馆”。果不出所料,美方代表们一看馆内陈设,顿时失了兴趣,只扫了几眼,也就抬手“拜拜”了。

五个年头过去,弹指一挥间,所经历的一幕幕哭笑不得的闹剧仍在眼前浮现。每忆及一个细节,既感到可笑,又有几分悲凉。所庆幸者,那个荒唐的年代总算过去了,美国的夏皮罗终于又来到了天津。今天,自己不仅以一个中国古人类学家的身份堂堂正正出现在美国学者面前,而且还可以自由地与之谈话,并和他一起寻找“北京人”,这是多么令人兴奋与激动的事啊!

第二天一早,在黑延昌馆长和黄为龙的协助下,夏皮罗开始按拟定的寻找计划进行工作。几个人首先找到了原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兵营旧址,夏皮罗从包里掏出那张原美国驻天津海军陆战队兵营6号楼的照片实地对照。经过反复核实,最后确认,这个地点与周边环境与照片上的地点完全吻合。

原美国天津兵营已改为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

令人遗憾的是,这座当年曾经热闹非凡、不可一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现已改为天津医科大学附属卫生学校,昔日美国军人荷枪实弹、耀武扬威的踪影不见了,代之的是校园内中国少男少女们出没的身影。更为糟糕的是,尽管原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的建筑物大多保存下来,但从夏皮罗手中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曾经存放过“北京人”化石的6号楼偏偏不见踪影。

天津美国兵营旧影

黑延昌与夏皮罗等人找到天津医科大学卫生学校的有关负责人说明来意,那位负责人告诉说,6号楼已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倒塌,废墟已被清除并改成了现在的操场。

夏皮罗一听,大为震惊,急忙问道:“地震前,你们是否见到过6号楼地下室铺设的木地板和下面的军用木箱?”来中国之前,美海军老陆战队队员曾告诉说,箱子埋藏在地下室的木板下面,所以只有先肯定有无木板,才可能找到箱子。

卫生学校的负责人说:“地震前,没有发现6号楼地下室铺有木板。地震后清理废墟时,也同样没有发现地下室有异常现象,更没有见到过所谓军用木箱。”这一回答令夏皮罗大失所望,他愣怔了半天,不甘心地与众人来到学校的操场,企图找到遗落的蛛丝马迹。在空旷的场地上转了几圈,夏皮罗停下来,用脚蹭了蹭地皮,然后指着操场的一角说:“能否在这儿挖个坑看一看?”

天津美国兵营局部楼体拆除前面貌

“可以。”这位学校负责人对寻找“北京人”同样充满了好奇与热情。

很快,卫生学校一群师生找来几把铁锹,按夏皮罗所指的地点不一会儿就挖出一个坑来。夏皮罗看了看,又亲自跳进坑里,用手在坑的底部和四壁反复抠了又抠,直到确信没有异常迹象发现,才轻轻叹息一声爬出坑外。

之后,在黑延昌馆长和黄为龙引导下,夏皮罗又询问了卫生学校一位资深人士,对方想了想告诉说,在学校搬进这个大院前,已有好几个单位先后占用过该院和6号楼。也就是说,在卫生学校进驻该院之前,6号楼地下室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有没有地板,地板下到底是否埋藏有木箱,甚至地下室是否遭到破坏,等等,学校的人并不知情。

夏皮罗听了这一介绍,绝望的脸上又露出了喜色,他怀着一线希望,在黑馆长与黄为龙带领下,又找到了几家先于卫生学校占用该院或该楼的单位。经过几番探询,得到的回答同样是:6号楼地下室没见过铺有木板,也没有发现过什么箱子。

面对这个更加令人绝望的回答,夏皮罗仍不甘心,他与陪同者再度返回卫生学校,指着操场边的7号楼说:“这7号楼的建筑规模和形式与6号楼完全相同,我们不妨去看看这座楼的地下室,说不定能看出一点什么。”于是众人又来到了7号楼。

进了地下室走廊,众人便分头进入各室仔细观察辨别。在理论上说,如果6号楼与7号楼地下室的设计与装饰相同,那么,7号楼有木板,6号楼地下室也就理所当然地要铺设同样规模和形式的木板。再度令夏皮罗失望的是,经过反复查看,并没发现哪怕一块小小的木板或木板的痕迹。

黄为龙带领作者进入7号楼寻找,仍一无所获,怅然而归(作者摄)

但是,一个极为细小的细节又引起了夏皮罗注意:地下室的水泥地面要比门框略微低一点点。于是,夏皮罗蹲下身用手在此处摸索了半天,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铺设木板的证据。[1]

从7号楼地下室走出来,夏皮罗依然没有死心,他坐在操场一角的空地上,从包里拿出一些相关资料一一对照辨别,而后指了指对面一幢楼房问道:“过去那儿是不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时常出没的一个妓院?”黄为龙借卫校办公室的电话向几位研究天津建筑史的专家求证,证明夏皮罗所说不虚,这座楼房就是当年的妓院,当地人称为“美国大院”。

得到确切证实后,夏皮罗提议说,再到那儿找找看。于是,一群人又到对面的楼群里转了一圈,但还是没有发现任何与“北京人”相关联的痕迹。有些垂头丧气的夏皮罗只好重新回到美军天津兵营大院的旧址上,反复地看着手中的照片和一堆图文并茂的材料,留恋地望着四周,似有颇多感慨,但又无从说起。很久很久,他才转过身来,以忧伤的心情对黄为龙等陪同人员说道:“‘北京人’化石没在这里找到,看来,我那位朋友提供的地下室有木地板这一线索并不准确,我本人为此深感遗憾。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死心,也许‘北京人’化石就深埋在这个操场下面的某个角落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争取再来一次天津,到时我想法把美国最先进的探测仪器带来,和中国的朋友们一道对这个操场的地下做全面探查,彻底弄个水落石出,这样,或许会找到新的线索。”说到这里,夏皮罗转过身去。站在身旁的女儿发现,父亲的眼里满含泪水。

在黑馆长和黄为龙的陪同下,夏皮罗在天津其他地方又寻找了三天,但还是一无所获,只好带着遗憾回到北京。

回京后的夏皮罗除到协和医学院故地重游,又对与“北京人”有关的人士和他认为有关的地方做了一番寻访,依然没有结果。最后,他特意去了一趟周口店。那天,他站在当年裴文中发掘第一个头盖骨的地方,深有感慨地对中国同行们说道:“人类的历史真是有趣极了,半个多世纪前,‘北京人’好不容易在这儿被寻找到了,没想到一场罪恶的战争又给搞得下落不明。也许,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没完没了的寻找史。等着吧,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还会来到这里的。”

话虽如此说,但世人看到的现实是,回到美国的夏皮罗直至1989年去世,再也没有机会重返中国和他爱恋的周口店。据夏皮罗的学生杰福雷·施沃茨说:“当年夏皮罗到中国天津寻找‘北京人’,我是知道的,并为他那高尚的行为深深感动。但老师从中国回到美国后,似乎始终被一种忧郁的情绪笼罩着、压迫着,此后几乎不再对我们提起‘北京人’。但直到临终前,他都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可以说,他的死是与‘北京人’有些关系的,他是带着一种复杂的情感和遗憾去世的。”[2]有理由相信,夏皮罗这位学生所言并非虚妄。

注释

[1]夏皮罗到来19年后的同一个日子,即1999年9月19日,作者岳南来到天津,在黄为龙先生的引导下,走进7号楼地下室,只见一个个赤身裸背的民工正躺在室内**酣然大睡。经过仔细查看,发现地下室的水泥地与门框交接处,确实低一寸多。如果没有铺地板,何以要矮下去一截呢?是否确实曾经有过地板,后来被人撤除后改成了水泥地呢?这是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

[2]1999年10月17日,作者岳南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采访杰福雷·施沃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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