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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得失不由天（第2页）

而生命力，大概就体现在这位作家、这部作品，是不是经得起折腾上。无论是正面的，负面的，只要有人在折腾，说明这位作家、这部作品，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生命力。时间相隔愈久，仍被折腾不止的话，就说明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譬如最近，有几位勇敢的年轻人，声言非要将鲁迅这块老石头踢开，正说明鲁迅先生不但作品活着，好像他这个人还未死去，仍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景云里的那幢楼房里，是他害得这些可爱的小伙子们，难以出人头地，所以，才恶声恶气要他挪挪地方。

因此，无妨如此说，鲁迅不死。当然，不死的是他的作品。能不能长久地经得起后人折腾，是文章不朽的试金石。

不知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多愁善感呢，还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世纪末综合症，去年，加上前年，好多德高望重，以及，德并不高，望也不重的名流组合，开始热衷于总结20世纪的中国文学，纷纷进行一种《封神榜》的封神运动，和《水浒传》聚义厅里排座次的游戏，真是好不热闹。

据说，喜欢回过头去看的人，是一种从生理到心理上都在接近衰老的表现，凡衰老，先糊涂，而糊涂，必颠倒，一颠倒，便语无伦次，搞七念三。但我很惊讶地发现，在所有此类性质的排排坐吃果果的牌桌上，这些拥有投票权的先生们，还不到王熙凤所说的“糊涂油蒙了心”的程度，总是能清醒地把鲁迅先生放在首席位置，就冲这一点点的明白，实在令人对他们的智商刮目相看。

本世纪，从白话文出现起，至今能够时常挂在中国人嘴边的作家，首推鲁迅先生，即使往死里反对他的人，也不能（或不敢）持异议的。哪怕撇开他的小说、他的杂文、他的译作、他的学术研究这一切不计，仅就他笔下的这位阿Q的人物形象而言，哪怕到21世纪、22世纪，乃至更远的世纪，恐怕也不会轻易退出中国人的话语体系。

我们知道，《阿Q正传》是1921年12月4日开始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次年2月2日载毕的。1923年8月，将其编入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除1925年5月26日，为俄文译本写了一篇短序外，直到1926年12月3日，也就是距这篇作品发表以后的整整五年，鲁迅才发表文章谈到它（《〈阿Q正传〉的成因》）。以今日之眼光看，鲁迅对于他自己作品的宣传工作，实在做得太差了。此后，隔了十三年，直到1934年11月14日和18日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应剧本改编者的公开要求，才不得不在报纸上提及这篇小说。

看来，他拙于炒作，默守古风，埋头写作，不事推销，是可以肯定的了。也许，他还保持着中国文人的那一点最可贵的清高品质；也许，他还相信“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的无须张扬的做人准则；也许，他对商品经济的运作过程相当陌生，没有强烈的拜金主义；也许，他只想当文学家，而不想当文学活动家，懒得去张罗那些外务。

所以，他未能如近来一些作家，拿到版税，马上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由此可见，今人也许写不过前人，但适应生活，获得更大利益的本领，要比前辈们聪明得多，也狡滑得多。因此，有些为先生抱屈，假如，他若是另一个比较随俗的鲁迅，对于声名，对于利益，也比较在意的鲁迅，按照90年代出书的一般规格，我想他至少应该做到：

小说问世的第一个月，在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设茶点，供小酌，并发纪念品，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邀请诸如《晨报》、《商报》、《京报》、《国闻周报》的主编、发行人，还有上海《申报》的驻京特派员，以及《朝日新闻》、《字林西报》等外报记者，发给他们新闻稿，在报刊上形成第一波的舆论攻势。

第二个月的某个星期天，在台基厂的六国饭店，召开一次作品讨论会，请柬印上“会后有工作餐”字样，当然，不能一只盒饭马虎了事，总得有中西合璧的正餐供应才是。“老虎总长”章士钊，自是不会请的，“我的朋友”胡适之，请了也未必出席，但傅斯年，钱玄同，孙伏园，刘半农，齐寿山，沈尹默，以及京城文化界其他重量级人物，怎能不光临呢？自然是鱼贯入场，踊跃发言，鼓吹誉扬，不遗其力，这样，就在文坛造出第二波权威人物攻势。

第三个月，在沙滩的北大红楼门前，组织一次盛大的签名售书活动，可惜那时中国还没有电视，不过，鼓号队敲敲打打，镁光灯啪啪闪亮，还是可以做到。于是，购书者慷慨解囊，过路人驻足观看。到了下午，晚报就有了“读者太多，挤破了门，签名太多，手脱了臼”之类的报导，对广大市民层发出第三波群众攻势。

不要相隔得太久，第四个月，作者，或出版商，就得出来发表声明，书被盗版（后面带三个惊叹号）。反正放心好了，不会有一个盗版者跳出来反驳，本人绝无盗你版的念头。但是，捉准了这个弱点，无妨作出“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的痛苦状，你越说自己被盗版的无奈无诉无可如何，也就等于向世人宣示，我作品是如何地受欢迎，这第四波借道灭虢的宣传攻势，应该说是最厉害的杀手锏。

趁热打铁，第五个月，设法与翻译家联系，尽量套瓷，拜托他们将自己作品推向外国。当然不会是80年代颇受作家欢迎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了，20年代他们仍在求学阶段，一时间指不上。但耆宿如辜鸿铭，新秀如罗家伦，洋派如林语堂，通才如梁实秋，都是刮刮叫的精通数国外语的天才。何不磨破嘴皮，踏穿门槛，登堂入室，亲热无比呢！至于用完了人家以后，再不理会也不迟的。

……

严格地说，上述的种种包装手段，是最起码的，最小儿科的，简直不足挂齿的炒作行径。这些年来，一些很一般的作品，不照样弄到地动山摇的程度？如果今人当真写出来一部类似《阿Q正传》的划时代作品，落入一位炒家手里，要不闹出七级地震那样大动静，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坚信“文章得失不由天”的鲁迅先生，看来，亏大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年他也真的这样热衷于炒作的话，怕也不是能在历史上留存下来，经得起折腾的大师了。所以，他若健在，我想他也许要修改1936年9月20日一篇题名《死》的文章中，所立下的遗嘱。说不定会对“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第五条，补充一点，“尤其不可去做炒作起来的文学家或美术家”。

因为，事实也证明着，凡炒作自己到了不可开交的当代文人，最后，除了落一个“万人嫌”的骂名以外，还能剩下什么呢？

21世纪已经到了，如果能够把本世纪文学界的优秀传统、良好风气、革新精神、求实态度，带到新世纪去，而把那些一说起来就令人皱眉头的不雅、不洁、不妥、不像话的一切，都留在即将过去的旧世纪，让其成为历史，倒是个挺不错的主意。

但是，有这个可能吗？谁知道。

不过，说真的，“文章得失不由天”，读鲁迅这句箴言，至少能多一点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