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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自飘零水自流（第1页）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中国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李清照，是个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这句诗，几乎像谶语一样，昭示了她不幸的一生。试想，一朵飘零的落花，跌进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际遇，难以自主的命运，不正是她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么？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是她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花自飘零水自流”，实在是句极不吉祥的谶诗，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咒语，“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简直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而且，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1102年（崇宁元年）夏五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祐奸党”。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七月乙酉，定案“元祐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九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嗥，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祐奸党”案，从1102年，到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不幸赶上的，在哲宗朝元祐年间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的厄运。

可是，“元祐党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气的文人，而“元祐党人”的对立面，几乎无一不是小人。一般来讲，古往今来，君子是搞不过小人的，可小人要搞君子的话，无不心毒手辣，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这种铭刻在石板上的“元祐奸党碑”，就是中国一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随后，在中国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士可杀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对付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个人的遭遇，1957年，我到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喝令我，必须端着饭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的木牌那儿进食。顿顿如此，天天如此，这歹毒的主意真亏他们想得出来。现在来看，他们当然不是从宋朝学来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恶的本质，都是胎里带，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的。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是不是也要捧着饭碗，到奸党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扑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许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文坛，才有这份好运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