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
我站在老屋门口的那棵槐树下,手里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迷彩行李袋。
我穿着一身没有军衔的旧迷彩服,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被高原的烈日晒褪了色,脸被高原紫外线和风雪联手加工成了深小麦色——奶奶打开门,看了我一眼,愣住了。
她眯着眼睛,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然后身体往后仰了仰,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语气开口:“……我还以为是从非洲逃难来的难民跑到咱家门口来了。“
她嘴上这么说,嘴角却弯了起来。
那两年的时间,像是被人按下了快进键。
我在高原上经历了从平原长大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适应期——头痛欲裂的高原反应、嘴唇干裂到说话都会流血、零下二十度的夜里站岗时感觉自己的睫毛都被冻在了一起。
但我也看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壮丽的星空——银河像一条发光的巨川横贯天际,明亮到让人觉得伸手就能捞起一把碎钻。
我的肩膀比以前宽了将近一拳,手臂上青筋虬结,腹肌的沟壑深得能夹住一枚硬币。
在海拔四千米的地方背着三十公斤的装备跑五公里之后,我学会了用最少的氧气做最多的事,也学会了不在不值得的事情上浪费情绪。
奶奶的身体不如以前了。
她的腰弯得更厉害了,走路的时候需要拄着拐杖慢慢地挪,但她的精神头还不错——每天上午还会搬一把椅子坐在门口晒太阳,眯着眼睛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方翠阿姨的包子铺已经不再是当初菜市场门口那个小摊了。她咬着牙租下了街口那间门面,请了两个帮工,挂上了那块红底黄字的招牌——“白云大包“。生意好得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每天早上门口都会排起一小截队伍,有老街坊也有路过的上班族,甚至有从城那头专程开车过来买的。方翠阿姨整个人白净圆润了许多,气色红润,讲话的声音也比以前洪亮了不少。
白羽已经上幼儿园了。
我刚到家那天,她躲在方翠阿姨身后,露出半张脸偷偷看我。
我蹲下来,从行李袋里掏出一串用红绳穿起来的牦牛骨挂坠——那是高原上的战友送我的,打磨得很光滑,每一颗小骨头都被磨成了圆润的米粒形状,串在一起,风一吹会发出细碎的、类似风铃的声音。
我把它举到白羽面前晃了晃,白羽那双乌溜溜的眼睛跟着那串骨头上下转了几圈,然后她从方翠阿姨身后探出半个身子,伸出胖乎乎的小手——一把抓住了那个挂坠。
然后她笑了。和她刚长牙那会儿一模一样的笑,露出两排整整齐齐的小白牙。
我把她抱起来举过头顶的时候,她咯咯地笑得更大声了,两条小腿在空中乱蹬。方翠阿姨站在门口看着我们,笑了一下,然后又笑了一下。她低头擦了几下眼角,转身走进了厨房:“回来了就好。晚上给你蒸包子吃,多蒸两笼。“
我抱着白羽在院子里转了半圈,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到了隔壁那扇紧闭的房门上。
“姐姐呢?“
方翠阿姨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隔着一层油锅的滋滋声,有些听不真切:“清月啊。她考上省城的医药大学了,一本。开学早,已经走了快一个月了。“
我没有接话。
低头看了看怀里正把那串牦牛骨挂坠往嘴里塞的白羽,轻轻地把骨头从她嘴边拽了出来。她不满地“呜“了一声,在我怀里扭了两下。
省城。医药大学。一本。
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我坐在院子里的老竹椅上,抱着白羽,让她在我膝盖上蹦跶,秋日下午的阳光从槐树叶子缝隙里筛下来,在院子里投下一片细碎的光斑,风一吹,那些光斑就跟着晃,晃得人眼睛有些发花。
我走的那年她还没高考。两年过去,她已经是大一的学生了。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考的试,什么时候填的志愿,什么时候收到录取通知书的——这些消息我都是回来后从方翠阿姨嘴里零零碎碎听到的,拼在一起,凑成一个模糊的轮廓,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看一个人影。
我知道她考得不错,知道她去了省城,知道她选了药学专业。
这些消息像是一些与我无关的、报纸中缝里的新闻,读过之后合上报纸,窗外依然是高原上那片蓝得刺眼的天空。
两年。
我缺席的不只是一座城市、一列火车和两千公里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