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白宾。
听说我出生的时候有八斤半,在那个年代的镇卫生院里算是个大胖小子。
但也是这八斤半,要了我妈的命——难产,大出血,没救过来。
我没见过我妈,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小时候别人家孩子被妈妈牵着去上学的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没有妈妈”,只是觉得奶奶的手很粗糙,握着我的小拳头的时候,掌心有一层硬硬的茧,磨得我手背有点痒。
白伟华——我爸,跑海船的。
从我有记忆开始,他就像是家里的一张照片、一个电话里的声音、一个每年回来两三次的风尘仆仆的身影。
他走南闯北,去过很多我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地方,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一大包东西——海南的椰子糖,厦门的鱼片干,青岛的贝壳项链,有时候还有一艘用木头雕的小船,刷着亮晶晶的漆。
我把那些东西整整齐齐地码在我房间那个带锁的抽屉里,像松鼠囤积过冬的果实一样,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然后心满意足地锁回去。
十岁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刚立冬,风就已经开始往领口里灌了。
放学路上的梧桐叶子铺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
我背着书包一路小跑回家,心里头热乎乎的——我爸又要回来了!
这次出海走了快五个月,比上次还久,他信里说这回给我带了一套会发光的奥特曼,还有一包进口的巧克力,说是有芝麻夹心的,我没吃过,馋了好几个礼拜。
我推开家门的时候,心里头还在想:我爸会不会已经到家了?
——然后我就愣住了。
屋里的气氛不对。太安静了。不是那种家里没人的安静,是那种有好多人在但谁都不说话的安静,沉甸甸的,像一块湿布捂在脸上。
奶奶坐在客厅那张老藤椅上,眼眶红红的,手里攥着一条手帕,不停地捻着角。
客厅中间站着一个女人——穿着深蓝色的旧棉袄,头发扎得低低的,背影很瘦很小,肩膀在一抖一抖地抽泣。
我爸白伟华站在她旁边,刚换下那身沾着海腥味的工作服,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低着头,嘴皮子一动一动的,一直在说:“对不起……真的对不住……老李他……”
我认出了那个哭泣的女人——是隔壁的方翠阿姨。
她家住在巷子尽头那间屋顶长着瓦松的老房子里,平时碰见了会摸摸我的头说“小宾又长高了”,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但此刻那两个酒窝不见了,她的脸埋在掌心里。
我站在门口,书包带子从肩膀上滑下来一半,搞不清楚状况。“爸?方翠阿姨?你们……怎么了?”
白伟华抬起头看见我,眉头皱了一下,三步两步走过来,不由分说地抓住我的肩膀把我往小房间的方向推:“回来了?进屋进屋,写作业去。”
“可是我——”
“写作业去!”他的声音不大,但语气重得像一块石头砸下来。
我被推进了小房间,门在身后“咔嗒”一声带上。
我趔趄了两步站稳,刚想回头拉门——然后我看到了我的书桌前坐着一个人。
一个女孩子。
她穿着我们北港小学那套丑得要命的蓝黑色校服。
那套校服的版型又肥又大,穿在大多数人身上都像套了个麻袋,但穿在她身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坐得很直,肩膀线条被那宽大的布料一衬,反而显得清瘦又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