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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听说抓住了伪忠王（指李秀成），中丞（指曾国荃）亲自讯问，我（赵自称）急忙赶至中丞那里，只见兵勇割其臂上的肉，“鲜血直流，忠王不为所动”。

其二，当晚，我与周朗山至伪忠王处，与他谈了良久。问他为何不早投降？李秀成答：“朋友之义尚不可谕，何况受了天王的爵位！”我问：“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李秀成答：“死耳……”

其三，“傍晚，李秀成被绑赴法场，谈笑自若，作绝命词十句，词句无韵而俚鄙可笑，交给监斩者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然后就诛。”

四、捻军的最后一击

“小阎王”是张宗禹的绰号，他是西捻军的最高统帅。关于他的背景材料大致如下：一、他是安徽蒙城雉河集（今涡阳）人；二、生卒年龄不详，约生于清嘉庆、道光年间；三、成分地主，家有良田千亩。

如果从“阶级论”出发，他完全不应该走上反抗的道路。但性格即命运，张宗禹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单从外号“小阎王”便可见一斑。他的父亲是个恪守礼教之人，平日对他管束甚严，可结果适得其反。张宗禹自幼不爱读书，并厌恶科举，年稍长便与捻众交往。不久因为一件小事，他离家出走，投奔族叔张乐行，并跟随其转战南北。

张乐行是捻军早期著名的领袖，别号老乐，安徽涡阳人。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他已是淮北十八股捻首之一。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各地捻军纷纷起义响应，并在安徽北部雉河集会盟，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四年后，张乐行正式接受太平天国领导，被封为“沃王”。从此，捻军与太平军遥相呼应，并肩战斗。

捻军，又称捻子，或捻党。该组织最初起于安徽、河南一带，后逐渐发展至山东、江苏地区。他们“结则为捻，散则为民”，经常一股一股地活动，故被称作“捻子”。所谓捻，即拧成一股，结为一体之意。

同治三年（1864年），由于叛徒出卖，张乐行遇害。此后，张宗禹继续坚持战斗。天京陷落后，南方的太平军基本肃清，但北方捻军却开始了新的联合。由于皖北根据地大量丧失，加之清政府的严厉剿杀，新的局势使分散的捻军又重新聚集到了一起。11月下旬，西北太平军的首领，遵王赖文光、淮王邱远才率两部太平军数千人，在皖北与捻军主力二万多人会合，一些太平军、捻军残部也闻讯赶来投奔，从而组成了一支以赖文光为首的统一的新捻军。据赖文光在《自述》中说，当时江北剩下来的捻军有数万，皆为蒙（城）亳（州）之众，其头目有任化邦、牛宏升、张宗禹、李蕴泰等，众人共推他为首，决心“誓同生死，万苦不辞”，“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

赖文光是广西客家人。据说他是洪秀全之妻赖皇后的族弟。天王在金田起义时，他就跟随麾下，时年尚幼，但已英姿勃发，崭露头角。东王掌权时，他曾遭到排斥，在天京闲居数年，及至东王死后，他才又恢复权力。天京陷落后，他撤往北方，手下仍有数千之众，并具有较高的威望。正因为如此，皖北会师时，他才理所当然地被推为领袖。

对于起义军来说，当时的局势极为严峻，新的会盟无疑给大家带来了希望。此后，捻军重新开始活跃起来。其中著名的将领有任化邦、张宗禹。任化邦号鲁王，张宗禹号梁王，他们的王爵究竟是太平天国所封，还是他们自称的，历来存在争议。不过，二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与赖文光一起并称为捻军后期的“三大巨头”。

新捻军组建后，仍然保持原有的五旗军制，即用黄、白、红、蓝、黑五色军旗加以区分，但战术却有了重大改变，即易步为骑，采用流动战术。所谓易步为骑，就是改步兵为骑兵，以两条腿变四条腿，这就极大提高了作战机动性。他们呼啸来去，神出鬼没，像旋风一样驰骋于豫、鲁、苏、皖的广大地区，使清剿的清军追不上，打不着，只能干瞪眼儿瞧着他们纵横来去。

当时在北方负责剿捻的清军统帅是大名鼎鼎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朝廷便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节制直、鲁、豫、鄂、皖五省兵马，目的就是要他迅速扑灭“捻患”。

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号称天下无敌。在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时，占尽优势，令人生畏，捻军一开始也处处受制，损失惨重。然而，当捻军进行重组、改变战术之后，僧格林沁开始遇到了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你有马，我也有马；你能跑，我也能跑。可跑与跑却不一样，一个是主动跑，一个是被动跑。捻军处处占据主动。他们想走就走，想打就打，忽东忽西，形踪飘忽，往来迅疾，而僧王爷只能跟在屁股后边，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整天东奔西突，疲于奔命。

捻军的战术很明确，就是利用精骑善走的特点，“以走疲敌”。这一来，他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可傲慢自大的僧王爷却不服这口气，他心里想，我堂堂蒙古马队能跑不过你们这些乱匪？我还不信了！于是，一根筋到底，穷追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有人劝他不能这么蛮干，部队会被拖垮的。僧格林沁大怒，抖着胡须骂：“你这是扰乱军心，长他人志气，再说一句，看本王爷宰了你不可!”说着，拔出马刀，劈倒了身边的一棵小树。众人一看这阵势，都吓得闭上嘴巴，不敢再劝了。

于是，猫捉老鼠的游戏继续进行下去。

可捻军并非老鼠。他们也不是吃素的，瞅准了机会便会反咬一口。他们常常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利用有利地形，出其不意，突施冷拳。不打则已，一打便是正着。等到清军大部赶到时，他们又倏忽而去，再次不见踪影。如此一来，僧王爷疲于奔命，吃尽了苦头，一败邓州，再败南阳，三败鲁山，损兵折将，死伤无数。

朝廷非常失望。两宫有一次召见恭王爷，问起战事。

太后说：“听说僧王又吃败仗了？”

恭王答：“正是。”

太后说：“蒙古马队不是厉害吗？为什么灭不了捻匪？”

恭王答：“捻匪极其狡诈。”

太后叹了一口气，说：“僧王还有这个能耐吗？”

恭王无语。

于是，便有了调用曾国藩的打算。

其实，朝廷原先并不想调用曾国藩。同治元年（1862年）以后，湘、淮军渐成气候，曾国藩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朝廷隐约感到了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常希望培养满蒙亲贵的势力，以此达到与湘、淮军的平衡。和春、向荣先后死去，当时朝中有实力、有威望的满蒙将领所剩无几。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僧格林沁，一个是胜保。可这两人中，无论军功和地位，后者都无法望前者项背。因此，朝廷蓄意扶持僧格林沁。同治元年（1862年），命他以钦差大臣节制五省兵力（比曾国藩还要多一省），就是要拿他制约曾国藩。而一向傲慢自大的僧王爷也从没把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放在眼里。他曾放言说，若论战斗力强弱，“皖军为上，豫军次之，楚军（湘军）为下”。这明摆着是在贬低老曾。

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陷落后，对于清王朝来说，形势一片大好。尽管捻军还在扑腾，但在当权者看来不过是小鱼小虾，已不足为患，一鼓荡平，只是早晚之事。相反，倒是曾国藩的湘、淮军羽翼渐丰，成了一块心病。因此，天京一破，朝廷便开始了大规模裁军，其重点当然是要撤裁湘、淮军。然而，对于僧格林沁的部队不仅不裁，反倒不断补充增加，其用意不言自明。

可是，僧格林沁太不争气，北方捻军越闹越大，他却束手无策。朝廷打算派曾国藩前来，这让他深感脸面无光，而最气人的是，曾国藩的话还说得难听。他说，湖北已有僧格林沁和湖广总督官文两大钦差，再派他去，实无必要，且三个钦差“萃于一隅”，岂不要让“贼匪”轻视？言外之意，一是耻笑僧格林沁和官文无能，四百里内两大钦差，厚集重兵，却拿捻军毫无办法；二是真要我去也行，另两位得走人，否则三大钦差挤在一块，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哩!

僧王简直气坏了!可气归气，现状却无法改变。就在朝廷欲调曾国藩时，捻军已离开湖北，一阵旋风似的刮向了河南。接着，他们又在河南接二连三地重创了僧格林沁所部。1865年3月间，捻军忽然北上，由黄河故道进入山东，数日之内便穿越曹县、菏泽、定陶、郓城、巨野、济宁等地，直逼直隶边境。朝廷下诏痛责僧格林沁无能，说他“玩寇纵敌”，任捻北来，僧王爷一肚子委屈，却有苦说不出。

为了挽回败局，他下令穷追不舍，一心要找到“捻匪”与之决战。从3月底到5月初，僧格林沁率部从河南追到山东，又从山东追到河南，之后再由河南追到江苏，再由江苏追至山东。短短一个多月，狂奔数千里，经常是一昼夜追赶一二百里。马队快，步队每追不及，疲困之极，累死者达数百人之多。

就这样，僧格林沁仍嫌速度太慢。他下达死令，马不停，人不歇，非得追上捻军不可。至于他自己也够以身作则，每日“寝食俱废”。有时累极了，便在道旁小憩片刻，“饮火酒两巨觥”，喝下后接着上马再追。有笔记称，僧王日夜追敌，常数十日不离马鞍，手累不能抓缰绳，便用布带将手捆于马上。其求胜心切，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