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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太后究竟是否下嫁，这件事究竟是否存在？很多学者都持否定的看法。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在其《三大疑案考实》中做过详尽的考证。他认为，世传太后下嫁，唯一能见到的文字只有张苍水的那首诗。该诗有十首，其中一首写道：“上寿称为合巹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合巹樽，指交杯酒；慈宁宫是太后的寝宫，大婚指太后下嫁。张苍水是南明遗臣，曾在南明鲁王政权做事。此诗写于顺治七年（1650年），名为《建夷宫词》，收在《苍水诗集》中，为当时人写当时事，似有所据。张苍水作为明朝遗臣，出于敌对的仇恨，凭借传闻而作此诗加以丑化，并不能令人信服。

这个说法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事实上，如果仅从“私情论”出发，并把多尔衮放弃皇位，保全福临归结于此，是根本说不通的。

多尔衮是一个枭雄似的人物。他才智超群，野心也很大。尽管他喜好女人，可他并不缺少女人。他的妻妾多达十数人，逼死豪格后，又把豪格之妃纳为己有。他的元妃去世后，他又派人到朝鲜去挑选王族女子为妃。诚然，孝庄太后为了保住他们母子的地位，向执掌大权的多尔衮示好，甚至产生某种情感，这种可能并不排除，但多尔衮绝不可能仅仅因为私情就放弃皇帝的梦想。

实际上，顺治继位后，多尔衮对于皇位并未死心。从现有史料看，这种推测并非空穴来风。《东华录》上说，福临继位三天后，多罗郡王阿达礼来对多尔衮说，你正大位，我就跟着你。固山贝子硕托也派人表忠心，说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人都听我的，王可自立。后来，阿达礼和硕托又跑到代善家中游说，可老于世故的代善装聋作哑并不表态。之后，由于事情泄露，多尔衮便翻脸不认账，杀了阿达礼和硕托以掩盖真相。

多尔衮摄政七年，在这期间他是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在逐一清除异己之后，他大权独揽，权倾朝野，年幼的小皇帝已根本不在他眼里。他“初称摄政，次称皇父，继而称圣旨”，俨然太上皇。当他进入北京后，明朝百姓朝他三呼万岁，他并不制止。他下令建功德碑以彰显自己的功劳，他还公然无视皇权，把自己的仪仗搞得和皇帝一样，其王府也与皇宫无异。他还开创了文武百官向摄政王下跪参拜的先例，并把皇帝的印信违规放在自己的府中。顺治虽为皇帝，可朝野上下，“咸知有多尔衮，而不知有世祖也”。后来顺治曾抱怨道：“睿王（多尔衮）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此外，为了控制皇帝，多尔衮还反对给顺治请老师讲解学问，以至于顺治亲政后，连大臣们的奏章都看不懂。多尔衮的专权欺上，恣意妄为，不仅暴露了他的野心，而且也使小皇帝受到严重的威胁，以至于多尔衮当权时，顺治不得不伪装自己，整天嬉闹渔猎，做出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以麻痹对方，“使摄政安意无猜，得以善全”。

据德国人魏特所著的《汤若望传》中说，多尔衮为自己建筑的功德碑，所采用的大理石体积庞大，“碑重四万磅，碑下龟座七万磅”，是由传教士汤若望用新制的机器才把这两块巨大的石头运到地点，并竖立起来。其时，这位摄政王图谋最高权位，自为皇帝的心思已经明显流露出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还计划建造一座城堡，将顺治皇帝囚禁其间。面对他愚狂的举动，无人敢于劝谏，最后还是汤若望上了一本。他从天象和各地政局不利的角度，劝说多尔衮放弃这一工程，才使他暂时搁置了这一计划。此后不久，天不假年，摄政王因病去世，笼罩在顺治头上的阴云才算散去。

然而，对于多尔衮悖逆，年幼的小皇帝并没有忘记。在他死后不到两个月，亲政不久的顺治便下令将其“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宫”，几乎所有能够想到的严厉的处罚都加诸于他。意大利传教士《鞑靼战纪》中说，他们把多尔衮的尸体掘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也化为尘土。有人说，福临小皇帝为什么对多尔衮如此仇恨，大加挞伐，是因为太后下嫁，使他蒙受羞辱，才招致如此咬牙切齿的报复。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太后下嫁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按女真习俗，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样的婚制相沿已久，不足为奇，只是满人入关，逐步汉化，才视为不齿。而在清初，顺治不可能因为这件事而对多尔衮大加挞伐。

真正的原因还在于多尔衮生前的举止威胁到了皇权，对他的清算实际上是顺治皇帝在发泄多年来的压抑。悲哉，多尔衮!可以说，终其一生，他都在君与臣之间苦苦挣扎。至于他为何没有迈出最后一步，应该说，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顺治初年（1644年），大局未定。从外部说，清军入关，明朝和大顺军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从内部说，虽然自己的权势越来越大，但一旦夺位仍有可能招致反对，并引起分裂。尤其是后宫皇太后，作为两黄旗的女主子，势力不可小觑。这些都使多尔衮不得不有所顾忌。是的，作为手握军政大权的摄政王，他可以为所欲为，一手遮天，但最后的底线万万不能触碰。当然，如果他能活得再长久一点，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不过，在他短暂的执政期间，尽管离帝位一步之遥，尽管做皇帝的野心一直潜伏于心，尽管他的内心也十分纠结，然而最终权衡利弊，没有轻举妄动。

应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对多尔衮来说，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也许是一种遗憾，但对大清王朝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相比之下，他比二百多年后洪宪称帝的袁世凯要聪明得多了。仅此一点，他就配得上政治家的称号。

二、康熙历案与帝国闹剧

杨光先死了，死在遣返回籍的路上。关于他的死，一说是死于背疽发作，一说是为传教士所害。

几百年来，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他作出各种评价。有人说他是疯子、小人、骗子、无赖、偏执狂，也有人说他是豪杰、壮士和奇男子。而我每次看到这个名字，就会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嘴里唱着“手执钢鞭将你打”的模样，显得滑稽可笑。

明崇祯九年（1636年），四十七岁的杨光先走出家乡，来到京城。当时，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天灾人祸，盗贼蜂起，“山西饥，人相食”，南阳发生了母亲煮女儿肉吃的事情。各地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天下大乱。更让朝廷不省心的是东北，后金国皇太极继位，改国号为大清，第三次举兵入塞，兵锋直指居庸关。明政权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京城出了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件。

事件的主人公叫陈启新。他是淮安武举，家境贫寒，据说智商也不高，《明史纪事本末》称：“启新本庸人。”可偏偏就是这个庸人，不知怎么灵光乍现，居然跑到京城来上书了。开始也没人理睬他，他便在正阳门外跪了三天，引起了崇祯皇帝的注意，及至看了他的奏疏，皇帝感到很新奇。陈启新在奏疏中说，现在国家用人有三大病，即“科举取人”“资格用人”和“推知行取科道”（即通过考察学问品行选用科道官员），阻碍了人才的使用。因此，他提出要废除八股科举考试，扫清论资排辈的陋习，废除原先选用科道官员的办法，把真正有办事能力的人提拔上来。他还建议，减轻赋税，纾民之困，给大将以专有权，以便他们便宜行事，这样要不了多久，民怨就会平息，叛乱便会停止。也许是这个意见比较新颖，皇帝便说好，这是个人才，于是提拔他做了吏科给事中。

给事中属科道言官，品秩并不高，一般只有七品或从七品，可它的准入门槛却很高，非进士不能获得。也就是说你不是进士出身，那连资格也没有。更重要的是，这个官职地位尊崇，出入宫禁，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应对，是能够和皇上说得上话的人。陈启新一个小小的武举，就因为胡说八道了几句便获此殊荣，破格提拔，这让很多人愤愤不平，尤其是那些进士出身的人（他们十载寒窗考上进士，这难道容易吗）。况且，陈启新在奏疏中还公然诋毁那些高学历的人，把他们归于“科目取人”“资格用人”的“积横之习”之中。

于是，有人站出来反对了。他们说，陈启新乃一武生，“一言契合，立置清华”，诚不可取。因为这样导向不正确，会使投机分子纷纷效仿，“徒取一切可喜之术”，以至于“事事仰承独断而谄谀之风日长”。

他们的担心似乎不无道理。果然，没几个月，又一个武生李琎也来“投机”了。他上书说：“致治在足国，请搜括巨室助饷。”意思是说，治乱没钱不行，请把富家巨室中的钱都搜括出来以助军饷。我的天啦，这不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吗？朝中一片大哗，都认为此议太过荒唐，认为“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

可是，皇帝对这些反对意见一概听不进去。不仅如此，他还非常恼怒。带头反对陈启新的工部右侍郎刘宗周，他的奏疏被扣了下去——“疏入，不报”。大学士钱士升也受到切责，以至于“引咎回籍”。御史詹尔选看不下去了，站出来为钱士升抱不平，上怒诘之，“声色俱厉”。尽管詹尔选坚持己见，当场辩驳，但皇帝愈加愤怒，最后詹尔选被“命颈系直庐，下都察院论罪”。

这场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朝野一片哗然。其实，陈启新上疏并非偶然。他本是一个平常之人，哪来如此灵感？后来才得知，原来是政府中有人揣测上意，认为皇帝革新图存，必广开官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因此暗中授意陈启新，而太监曹化淳得知内幕，也从中协助，把陈的奏疏递给了皇上。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拉拢利用陈启新，打击异己。于是，这幕好戏便上演了。

崇祯十年（1637年）夏，即陈启新上书一年多之后，杨光先来到了京城。他一到立即卷入了这场纷争之中。那么，这事与他有关系吗？没有。他与陈启新素不相识，而且八竿子打不到边儿，况且他还是一个布衣，所谓“身不列于宫墙，名不挂于仕版”。虽曾世袭新安卫副千户，但此时已让职于其弟。可以说无官无职，根本用不着去管这闲事。可是，杨光先偏不如此。他不仅要管，而且还像打了鸡血似的，以少有的激烈态度一下子冲到了纷争的最前列，好像这事与他有天大的关系。当然，他这样做你可以说他是以天下为己任，也可以说他是为了出风头。总之，他不顾一切，全力以赴。

首先是上书弹劾陈启新，揭发他出身贱役，徇私纳贿，朝廷不予理睬。《杨公神道碑》中称“帝悉不究”。但杨光先并不罢手，紧接着弹劾升级，把矛头直指中极殿大学士温体仁。

温体仁何许人也？他是朝中首辅，权势极大。在陈启新一事上，他迎合皇上，压制反对派的意见，当然没起好作用。不过，温体仁把持朝政多年，甚得皇上恩宠，尽管“当国既久，劾者尤多”，而且这些弹劾他的人中不乏高官宗藩，但没有一个能告倒他的。相反，那些告他的人倒一个个下场很惨，不是遭贬、下狱，就是流放、廷杖。可是，杨光先根本不管这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且他还破釜沉舟，不留后路，上疏那天让人备好棺材抬到了宫门外，大有不告倒温体仁绝不罢休的架势。这一下，朝野震动，皇帝也不能不理睬了。《明史纪事本末》载：“上怒，廷杖戍辽西。”就是说将他打了一顿板子，流放辽西。此事轰动一时。《始信录序》中说：“当其（指杨）舁棺之日，赠诗者盈棺，廷杖之日，观者万人，靡不为先生称佛名号，而先生之奇始信天下。”可见影响之大!

这一状虽没告成，但从此杨光先告出了名气。

那么，杨光先究竟是何许人也？

据史料记载，杨光先，字长公，徽州府歙县人氏。他的先祖杨升原为钱塘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中乡试，后任徽州府学，从此世代定居于徽州，“遂为歙人”。杨升有一个儿子，名杨宁，字彦谧，明宣德五年（1430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后调南京刑部尚书。这是杨氏家族中官当得最大的一个，相当于正部长级。由于他的战功，子孙世袭新安卫副千户，传至杨光先已六代。

杨光先早年在家乡的生活，史料记载并不多。我曾多方查找，所获甚少。前不久去歙县在当地朋友帮助下，于县城斗山街找到一处杨家大院。大院已破败，当地人也不知此院主人为谁，只知原是一处官宦人家的住宅。但查《歙县志》，上有杨光先为“府城斗山街人”的记载，而斗山街在明清时是当地富商达官聚住区，而该街只有一处杨家大院，由此推断，此处应为杨光先的祖居无疑。至于杨光先是否在这里居住过，以及他早年在歙县的生活状况则资料不详。如今，我们只能在杨光先自述中找到一些零星的记述。据他自己说，他自幼性格不好（原话为“生性下劣”，“气质粗暴，毫无雍容敬谨之风，纯是鲁莽灭裂之气。与人言事，无论兵刑礼乐，上下尊卑，必高声怒目，如斗似争”），因此父亲告诫他，像你这种性格，如果做官，必遭杀身之祸。虽然父亲每天督促他读书，希望改变他的气质，但未能如愿。后来竟连科举考试也不让他参加，以绝其仕途。后来，他主动让出世袭职位，由其弟光弼承袭。用他的话说则是：“守父教也。”不过，这只是他个人的说法。因为就在他放弃世袭职位后，并未守父教，老实待在家里，而是“孑身入京师”，似乎另有所图，并不甘心就此碌碌一生。

杨光先入京，时为崇祯九年（1636年）。他一进京便参劾权贵，“舁棺自随”，一举成名。在他成名后，有人称他为“奇男子”，把他比作黄山始信峰，称“先生之奇始信于后世”；当然，也有人说他是小人、骗子，所作所为不过是沽名钓誉，借敢言直谏以博取高名。至于杨光先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一时很难定论。但他出头参劾温体仁和陈启新，倒也顺应了当时的舆情。因为无论温体仁还是陈启新，都不是什么好人。温大学士把持朝政，奸庸误国，而陈启新也根本不是什么人才。他得到提拔后尸位素餐，什么事也不干，整天乘着破车，驾着老马，故作俭朴之状以迎合皇帝的心意。因此，杨光先的行动立刻得到朝野和士林的盛赞和追捧。特别是，在他参劾温体仁之后不到数十天，温体仁便倒台了，陈启新几年后也被追查，吓得逃之夭夭。虽然温、陈的垮台，其功劳不能直接记到杨光先的头上，但他从此声名雀起。崇祯十六年（1643年），即杨光先流放辽西六年后，明朝政权已江河日下，朝廷急需人才，有人向皇帝推荐杨光先。皇帝问：“是那个抬棺材的杨光先吗？”推荐人回答：“是。”崇祯说赶紧把他召回来，授大将军，但为时已晚。还没等杨光先回来，北京已经陷落，崇祯皇帝也吊死于景山之上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岁次甲申。这一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因此纪年表上亦称顺治元年。改朝换代，大乱大变。这期间，一个小小的杨光先自然不值得关注。从顺治元年至十六年（1659年），整整十几年时间里，杨光先在做些什么？史料鲜有记载，只有德国人魏特所著的《汤若望传》中稍有提及。汤若望是西方著名的传教士，也是顺治十七年（1660年）教案中最主要的当事人。杨光先把他视为“主要仇敌”。魏特站在传教士的立场上，当然对杨光先没有丝毫好感。在他的笔下，杨光先是一个性格充满黑暗、诡诈、嫉妒和刻毒的老头儿。他说：“他（杨光先）做了一生诬蔑陷害，与毁灭洁白无过失的人们的事体。”他还说，受他陷害冤死的人有“百名以上”。他的打击目标主要是那些富有阶级，以至于那些人不得不花钱消灾。杨光先就是通过这样的无赖举动，赚了一份可观的家私。“满人战胜之后，他（指杨光先）又返回南京，照旧做他那诬蔑讹诈的事业，有一次几乎丧失了自己的脑袋。但是，他乘机逃亡北京，而在北京便获得了一位亲王的宠幸。这样，他便算有了资格，可以出入朝中，奔走于各衙门之间了。”

从以上文字看，明政权崩溃后，杨光先曾去过南京。他去南京干什么？崇祯十七年（1644年），南京是明朝陪都，曾建立过短暂的福王政权，持续了一年之久。杨光先去南京是否为了投效福王政权？不得而知；而他有一次差点丢了脑袋，事出何因？也未说明。之后，杨光先又逃往北京，时在何年？又如何获得宠幸，如何出入朝中的？均语焉不详。但是，有一点几乎可以认定，杨光先结束流放后，并没闲着。他一直在四处活动，这再次说明他是一个不甘寂寞之人。当然，对于魏特的说法也有专家提出质疑。历史学家陈占山教授就认为，魏特的说法“因无他籍旁证，此说不可全信”。

准确地说，杨光先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应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前后。这期间，他再次引起注意，是因为进京上疏，反对西教。明亡之后，杨光先重新回到京城已是七十老翁，但他好斗的性格依然未改。这一次，他是与西方传教士较上了劲，一门心思，死缠烂打。在他余生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这几乎成了他的全部生活重心。当然，杨光先这么做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蓄势已久。

西方传教士早在明嘉靖年间就来到了中国澳门，但直到万历年间才进入中国的京城。最早来到中国京城的传教士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曾两次进入北京，第二次才算留了下来。尽管他第二次进京并不顺利，一路上跋山涉水，费尽周折，中途还一度遭受拘押，在天津关了将近半年。但有幸的是，在他进京之后却受到了朝廷的礼遇。先是被安排住进了官方招待外国使节的四夷馆，后来又获准在宣武门内建造一座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有种说法，利玛窦在京期间曾受到万历皇帝的召见，但对此有人表示否定，认为皇帝从来没有召见过他，包括和他一起进京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据说有一次，利玛窦和各国使臣一道进宫准备接受召见，但不知何因，皇帝并没有露面，最后众人只好失望地对着皇帝的龙椅行礼了事。尽管对于传教士，皇帝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过对他们赠送的自鸣钟、钢琴和地图倒是颇感兴趣。这可能也是利玛窦获得皇帝好感的原因之一。在他死后，皇帝还赐予利氏一块墓地，以供其安葬。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颇费周章。为了在中国立足，他们往往是以先进的科技文化为手段，来达到传教的目的。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的科技文化有了长足的飞跃。由传教士带入中国的先进天文学、兵工学、数学、地理学、医学和西洋绘画、音乐等等，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具有很大吸引力。在利玛窦来华之前，中国人并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利玛窦印行的《山海舆地全图》，首次让中国人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他用铜铁制造天球仪和地球仪，讲解地球的位置和各星球的轨道，让人耳目一新。与利玛窦一起来京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还奉朝廷之命，帮助修改历法，并绘制了四大洲地图。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的科学文化，促进了中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在天文历法方面，西方传教士所掌握的新的科技文化知识受到中国官方的极大重视。许多传教士，包括汤若望、南怀仁等之所以受到重用，都与精通天文历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