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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人毕竟不是铁打的，马也不是铁打的，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但僧王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从好的方面说，他是一不怕苦二不怕累，忠于职守，骁勇好战，可有勇无谋，跋扈鲁莽，尤其是缺乏科学态度，却是致命弱点。曾国藩早有预见：“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他的话不幸言中。

1865年5月17日，疲惫不堪的僧军追至山东曹州，在菏泽高楼寨一带遭到捻军伏击。数万捻军主力呼啸而起，三路掩杀。清军迅速溃败。当天夜里，僧格林沁率少数亲随，冒死突围，此后失联。第二天早上，人们才发现他的尸体躺在麦田里，“身受八伤”。据杭州将军国瑞报告称，僧王是在激战中被长矛刺中坐骑，坠马落地，被贼匪所害。其阵亡处在曹州府城西北十五里，地名吴家店。而指挥这场伏击战的就是鲁王任化邦和小阎王张宗禹。

高楼寨一战，不仅葬送了僧格林沁，而且也使他的王牌马队毁于一旦。捻军声势大张，兵锋迫近京畿。清廷闻报，异常震撼，紧急调整剿捻方略，谕令曾国藩前往督师。

曾国藩到任后，根据僧格林沁失败的教训，归纳总结出了捻军的活动特点，即“打圈圈之法”，然后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套作战方略。其要点为：以静制动。你捻军不是能跑吗？好，你跑我不跑。我重点设防，先把你围起来，然后再加以剿灭。用他的话说，这叫“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

具体做法是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豫北、皖北、苏北、鲁南四省十三府重点防守，然后将这些点连成一线，形成一个大口袋，将捻军装在袋中，逐一消灭。

这一想法固然是好，可实施起来难度却很大。首先它需要四省督抚驻军齐心合力，同心同德，否则一点突破则前功尽弃。

然而，各地督抚守将各怀私心，谁也不愿牺牲地方利益。于是，各自为政，任由捻军纵横自如。时间一长，久而无功。朝廷急了，便开始追究责任。可是，各地督抚又把责任推给曾国藩，说他消极畏敌，未尽职守。他们还拿他与僧格林沁相比，说什么僧王爷再不济，人家鞍马劳顿，没功劳还有苦劳，而今他曾大帅倒好，安居徐州，风不吹雨不淋的，倒是气定神闲，可捻匪却愈加猖獗了。

面对无端批责，曾国藩大呼冤枉，可他一张嘴说不过多张嘴。面对腾章四起，谤议盈路，不禁大感头疼。

为了改变局面，他不得不对原先的战略加以修订。即在重点设防之外，增设运河、沙河与贾鲁河防线。曾国藩认为，贾鲁河、沙河是捻军闯入山东、皖北必经之地，只要扼守住这道防线，捻军的行动就会受限，然后，“各分汛地，层层布置”，便可渐逼渐紧，最终把捻军驱逐至豫西山多田少贫瘠之处，加以歼除。

应该说，这一方案比先前的方案改进了不少，也更加完善。但是，你想得好不等于做得好。计划再好也得人来执行。就在曾国藩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将千里长堤修筑起来之后，一天夜里，捻军大队突然冲破开封以南防线，向东奔突而去。守护堤防的河南防军几乎是一击即溃。千里长堤，铁壁合围，转瞬化为泡影。

计划再次受挫，于是抨击之声又起。就连李鸿章也对这一做法的可行性表示了质疑，甚至讥讽这种“修墙筑堤”之法，说是“闻者皆笑其迂”。他还写信给刘秉璋说，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然遇见公等知音了。这话显具挖苦之意，虽是对刘秉璋说的（刘为河防之策的热心筹划者之一），实则却是暗讽曾国藩。

面对这种局面，曾国藩一筹莫展，又气又恨。在给曾九弟的信中，他无奈地表示，数万大军“想与敌交一下手而不可得，可恨之至”!想当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军都被他打下去了，而如今面对擅长“打圈圈之法”的捻军，他却无能为力，难建寸功。随后不久，“匪氛更炽”。捻军分为东西两股，一股深入山西，一路挺进河阳。朝廷焦急万分，不得不对剿捻人事做出重大变动，即令李鸿章前往接任曾国藩。

同治六年（1867年）2月李鸿章走马上任了。自咸丰三年（1853年）以来，清廷为剿捻先后派遣了二十二个统帅，到李鸿章已是第二十三个。这其中有亲王、总督、巡抚、总兵不等，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结果都难竟其功。现在，轮到李鸿章登场了。

此时的李鸿章信心满满，志在必得。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刚上任不久，捻军就当头给了他几棒。

1866年12月间，就在李鸿章督师前不久，捻军在杞县、河南一带分为东西两支：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继续周旋于山东和中原一带，称为东捻军；一支由张宗禹率领，前往陕甘，联络回众，称为西捻军。

捻军一分为二，这是战略上的重大调整，也是形势所迫。当时清军调集了大量军队，集中于苏、鲁、豫、皖地区，进行围追堵截。捻军虽然挫败了曾国藩的多次围堵，但局势并未改观，相反更加严峻。在此情况下，赖文光认为“独力难支，孤军难立”，特命梁王张宗禹等率部“前往甘、陕，连结回众，以为犄角之势”。

对于捻军的分兵之策，史学家历来有不同的评论。一种认为，这无疑是削弱自身的错误做法，从而给了清军逐个击破的条件；而另一种则认为，分兵陕甘，联络回众，扩大了捻军的基础，有利于进一步开展斗争。

究竟哪种说法正确，其实很难做出判断。不过，就在李鸿章督师不久，便从湖北传来消息，东捻军主力正在安陆臼口镇一带集结，李鸿章闻讯便立即调集各路大军开始向安陆进发，计划就地围歼。这是李鸿章上任后实施的第一个战役部署。各路大军包括刘铭传、张树珊、周盛波、鲍超以及郭松林的新湘军，总兵力达到七万之众。朝廷对此寄予厚望，认为“鄂省地势非平旷，马力不能施展，若各军四面夹击，齐心并力，必可痛挫其锋”。李鸿章也回奏称，“圣上英明，指授机宜，极其透彻”，“目下军势既集，网罗已张”，必将就地围剿，痛歼其匪。

然而，他的话音未落，接二连三的打击便接踵而至了。先是郭松林的新湘军在罗家集中了埋伏，之后张树珊部又在杨家河全军覆没，张树珊战死。事情到此还没完，不久，尹漋河之战爆发，号称“淮军第一名将”的刘铭传同样大败而归。紧接着，东捻军又在蕲水歼灭湘军彭毓橘部。仅仅半个月，湘、淮军便接连大败，损兵折将。这让李鸿章极为震惊，无地自容。这时，轮到曾国藩看笑话了。他在给九弟信中说：“人都说捻子善避兵，只怕打不着。我则说，不怕打不着，只怕打不胜。即便鲍超、刘铭传等与之相遇，胜负也很难说。”

出师不利，使李鸿章开始清醒下来，不得不认真研究对策，并调整作战方略。原先他对曾国藩的所谓“河防”不屑一顾，说是“闻者皆笑其迂”，并讥讽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在千年之后竟遇知音，但在接二连三地吃了败仗之后，他才真正领会到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对付捻军，光从陆路围剿显然不够，而利用河防，限制其流动，则不失为有效之策。直到这时，李鸿章才认识到，还是老师的手段高明啊！此法虽笨，但笨法自有笨法的道理。于是，他决定仿效曾氏“筑墙之法”来对付捻军。万里长墙终遇知音!但知音者，已非曾氏，而是他李鸿章了。

1867年春，东捻军从湖北突围进入河南南阳一带。当时他们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北上陕西，二是西下四川。可是由于陕西就食困难，而四川路途遥远，赖文光与任化邦等人磋商之后，决定东上山东，进入富庶的胶莱一带。

战略专家认为，这一决定实际上存在重大失误。因为它给了李鸿章利用运河和胶莱河作防线围剿捻军的机会。

从1867年6月，李鸿章在认真研究和部署之后，决定实施“倒守运河”之策。所谓倒守运河，就是将原来的东岸设防转为西岸设防。为了保险起见，他设下了两道防线：一道是胶莱河防线。其战略目标是困敌于胶莱海隅，加以歼灭。第二道是运河防线。此防线的战略目标是，万一捻军突破胶莱防线，则利用运河防线，继续围歼。

为了确保这一计划的实行，李鸿章亲自巡阅运河，沿途察勘，并督修长墙。“炎风烈日之中，弁勇昼夜兴作，劳苦异常”，“七月初间，运西长墙一律完整”。接着，李鸿章又调集数万重兵，其中包括淮军的全部主力，以及山东、河南、直隶等地的部队，层层设防，铁壁合围。

但是，尽管他周密部署，还是未能达到目的。原因是山东巡抚丁宝桢并不配合。就在他指挥各路军马层层合围时，东捻军却在胶莱防线的北端突破鲁军防线，渡过潍河。李鸿章几个月的精心筹划转瞬化为泡影，他又气又恼，指责丁宝桢“慢师轻敌”，玩忽职守，可丁宝桢并不买账，随即以牙还牙，攻击李鸿章调度不力，“纵贼误敌”。他还把责任推到淮军身上，认为潘鼎新部行动迟缓，救援不力，而李鸿章“徇私诿咎，倒置是非”，完全是推缷责任。

虽然李鸿章身为钦差大臣，专办剿匪事宜，但他管不了丁宝桢，后者作为一省大员也根本不听他的话。

说到底，这是个体制问题，或者说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李鸿章早在督师伊始，就曾提出统一事权，明确地方权限，以防掣肘，可他的想法根本无法实现。曾国藩督师时就因地方掣肘，一事无成，现在轮到李鸿章吃苦头了。

丁宝桢是晚清名臣。他是咸丰三年（1853年）的进士，历任编修、知府、巡抚，后来官至四川总督。《清史稿》称他“严刚有威”。很多年后，他出任山东巡抚时，曾杀了慈禧身边宠宦安德海，为民除害。其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盛传一时。李鸿章碰上他，算是遇到硬茬儿了。两人腾章相诋，你来我往，朝廷不耐烦了，于是各打五十大板：下令李鸿章“交部议处”，丁宝桢摘去顶戴，革职留任。这是清廷惯用手法。不过这一顿板子，倒把李鸿章打醒了。是啊，这么闹来闹去，对谁都没有好处。眼下要紧的是尽快消灭捻军，建功立业。否则，曾国藩前车不远。

李鸿章脑子转过弯来后，便不再认死理了。他开始主动讲和，首先进行自我批评，认为大敌当前，应该一致对外。丁宝桢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儿，冷静下来之后，也以和解的姿态做出了回应。此后，双方达成共识，一致决定加固运防，共同对敌。

然而，就在这时，朝中有人对运防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玩意儿曾国藩过去搞过，李鸿章现在又搞，但都没搞出什么名堂，所谓劳而无功，不如罢之。

李鸿章一听这话就急了。如果说，几个月前，他还是运防的嘲弄者和否定者的话，那么，现在已是坚定的捍卫者了。在他看来，灭捻者，非运防不可，除非另有更好的办法。至于运防眼下尚未奏效，问题不在运防，而是另有原因。他上书陈述理由，请求不罢运防，认为现在需要的是耐心，千万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前功尽弃，军心亦为之动摇。

李鸿章的请求最终得到了采纳。对于东捻军来说，这实在是一个不幸的决定。从9月初至11月下旬，短短的两个月间，淮军在加强运防的前提下，施展了猛烈攻势，以刘铭传为首的四支精锐的游击之师以骑制骑，以快制快，接连获得了胜利。尽管东捻军突破了胶莱防线，但仍被困于狭长的运河防线之内，无法摆脱淮军凶猛的追击，在连续不断的打击下，损失惨重。

9月间，李鸿章移师济宁，做进一步部署。此后不久，东捻军在山东境内频遭重创，被迫向江苏北部游走。刘铭传部紧追不舍，一路跟进。据报，11月17日，在日照的追击战中，铭军击中任化邦的右耳，尽管伤势并不严重，但李鸿章仍然很重视，并专门向朝廷报告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