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生日短信,我每年都准时收到。
不多不少,就四个字:生日快乐。
后面跟着一个句号。没有署名,没有多余的话。
这么多年,我换过城市,换过号码,唯独最初那只旧手机,一直留在抽屉最深处。
没人记得我的阳历生日,连我爹妈都忘了,除了幽幽。
我没找过她。
不是不想,是不敢。
我这样的人,配不上干干净净的她。她该遇到一个没前科、没婚姻、没烂账的男人,安安稳稳过一生,而不是回头捡我这个满身灰的烂人。
后来我辗转各地,在一家又一家私立医院做手术。切开、分离、植入、缝合,针脚依旧整齐,手依旧很稳。钱慢慢攒够了,还清房贷,也凑齐了王昭荣要的那一百万。
离婚那天,她穿了件米白色羊绒衫,领口的珠子还亮着。
她说:“你自由了。”
我只嗯了一声。
她转身就走,没回头。
再后来,民营医院风声紧,这行做不长久。我回了县城,开了个小厂,做自动化设备。不大,人不多,我性子散漫,生意不好不坏,够活。
疫情那年,我爹走了。
我给他擦身时,才看见他背上一道深疤。他这辈子沉默寡言,连痛都藏着不说。
原来我这副把所有事往心里咽的性子,是随他。
如今我一个人住,日子简单得像一碗白粥。
腊月夜里捡了条土狗,没名字,就叫狗子。一人一狗,朝霞落日,菜汤拌饭,清净得不像话。
这天午后,厂里安静得能听见时钟滴答。
手机忽然亮了一下。
不是生日祝福,是一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问候:
“忙吗?有朋友或者伙伴吗?”
指尖顿在屏幕上,很久没动。
十几年了,她终于肯再跟我说一句无关生日的话。
我回得很轻:
“不忙,有事你说。”
她问我在苏州惯不惯。
我笑了笑,回她:“我早回老家了。”
顺手拍了几张厂里的照片发过去。
我像个急于证明自己变好的孩子,一股脑讲现状、讲厂子、讲日常。
等我停下才发现,她一句自己的事都没说。
我不敢问。
不是不好奇,是怕一问,就戳破这迟来十几年的平静。
她忽然岔开话题,叫我多联系儿子,多问问前妻。
我有点烦,呛她:“猜不出就别绕弯子。”
她回:“我又不是景德镇烧窑的,不猜。反正杯子又不是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