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厂子的念头是去年年底起来的。
老厂房在县城西边,租的,三百来平,三相电勉强够用,但冬天空压机一开就跳闸。客户来验厂,看了车间直摇头,说你们这条件,大单不敢下。我陪笑脸陪了一整年,陪到最后自己都觉得没意思。订单不是没有,是接不住。设备摆不下,工人转不开身,产能卡在嗓子眼上不去下不来。
开发区那边新盖的标准化厂房,我偷偷去看了三四回。一千二百平,环氧地坪,三相电直接拉到车间,货车能开进门。租金是贵了一截,但算下来单位面积成本反而低了。最重要的是——客户再来,不用陪笑脸了,人家看一眼车间,自己就把订单掏出来了。
我跟几个合伙人说了三次。第一次吃饭的时候提,老周说“看看再说”。第二次在群里发了个文件,老刘回了个OK。第三次我挨个打电话,项昆说“你定就行”。
行。我定。
租约签了,押金付了,搬家日子定在周三。
提前一周我就在群里发了通知,老周回了个“收到”,老刘回了个OK的手势,项昆没回。我又单独给他发了一条,他回了四个字:“知道了,去。”
周三早上六点,天还没怎么亮。我站在老厂门口,手里攥着一串钥匙,等着搬家公司的大车。狗蹲在我脚边,尾巴在地上扫来扫去,扬起来的灰呛得它打了个喷嚏。
七点,车来了。比约定时间晚了半个小时,司机说路上堵。我没说什么,开始指挥工人往车上搬设备。数控机床、铣床、焊机、空压机,一台一台往外挪。这些东西当年都是我一台一台选回来的,每一台的参数、价格、交货期,我都记得。
老周和老刘的厂牌挂在墙上,人不在。项昆更不用说了,电话打过去,响了三声挂了,发来一条短信:“临时有事,下午到。”
下午到。我盯着这四个字看了一会儿,把手机揣回兜里。
新厂的环氧地坪亮得能照见人影。搬家公司的人把设备卸下来就走了。我一个人站在偌大的厂房里,东一堆西一堆的机器,线路没接,气路没通,地上全是灰。电工说明天才能来,水管工也说明天。
电话打了一圈。
老周说孩子发烧了,走不开。老刘没接,后来回了条微信说在开会。项昆的电话响了六声,没接,也没回。
下午两点。项昆没来。
四点。还是没来。
六点。天开始暗了。我打开新厂的灯,只有门口那一盏亮了,里面那几盏线路没接上,半明半暗的厂房像个巨大的仓库。
晚上八点,我一个人把能搬的小件都搬进了屋子。腰弯得太久,直起来的时候咔咔响了两声。
回到老厂,院子空了一大半。墙角堆着搬剩下的废料——几个断了腿的椅子、一摞发霉的纸箱、一台早该报废但一直没扔的老式铣床。我在那把坐了三年的钓鱼凳上坐下来,掏出手机。
微信里,幽幽的聊天框沉在最底下。她的头像还是那片灰,什么都没换。
我盯着那个灰色的圆点,心里憋着一团火。不是那种突然烧起来的火,是闷烧了一整天,拨开表面灰白的炭,底下全是红的。
打了几个字。
“今天搬家。几个合伙人都没来。一个说家里有事,一个说开会,一个电话都不接。”
发出去。没指望她秒回。但她直接打了语音过来。
“你现在什么状态。”
干脆,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
“想杀人。”我说。
“你说的‘家里有事’‘开会’‘不接电话’——你核实过没有。”
她的声音跟十几年前一样,利落,没有温度。
“没有。”
“那就是借口。”
“我知道。”